杨先让 用画笔和刻刀表现内心的激情

　　冬日，雾霾尚未散去，京郊一幢住宅底下，藤蔓枯黄，鲜有人声。一进门，只见客厅的白墙上挂满大大小小色彩亮丽的油画，阳台的墙角处一行花花草草，屋外一只野猫一晃而过。刚一坐下，杨先让就倒起茶，起身帮忙，被推开：“我来我来。”嗓门真大，力气不小。随后递过来一盒糖：“我最爱吃水果糖，真好吃。”87岁的杨先让头发银白，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笑起来激动得直拍手，举手投足都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细想我在美术专业上，从国画到油画，从木刻版画到民间美术，从彩绘到写作著书，抱着认真玩一把的心态走过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美术工作者”，杨先让说自己属于“走到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尽量唱好就是了”。一辈子没想过要当大画家，也没想靠艺术赚钱、得声望。2016年，他的四卷本文集《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我为主》出版，媒体向他频频发问，他才开始细细回想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初心

　　我没有当一名大画家的欲望

　　杨先让至今记得已仙逝的百岁老人顾毓琇对他说的话：“美术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他说，文字不过是我的一股热情而已，始终不是我的本行。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你们总问我的书，怎么不看我的画？接着就翻开茶几上的画册，眼睛直发光：看，多漂亮啊！他夸赞自己的画时，脸上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笑。

　　按照杨先让的说法，他的学艺之路“实属偶然”。1948年，同乡同学要考国立北平艺专，拉上他，他去了，考上了，就这么一辈子都在这块田地里摸爬滚打。“我们这一届跨越了两个时代，由旧社会到新中国成立，由国立北平艺专到中央美术学院。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美术工作者。”杨先让说。

　　1952年8月，杨先让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得以接触到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艺术家和作品，眼界大开。最开始，杨先让对西洋画情有独钟，画油画，还跑到陕北找形象好的人给他当模特。油画不仅颜料和画布价格不菲，且耗时长，画完后挂在墙上晾干，结果画被偷走。1955年，种种条件限制让杨先让改学版画，没想到处女作《出圈》即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奖，他成为五十年代版画代表人物之一。“当我在生活中得到艺术感受时，紧接着而来的是创作冲动，然后就要产生画面作品。对我来说，一个创作冲动要持续很久不能完成它，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紧跟着生活里新的感受和冲动又来临了。为了尽快地把自己的感情用美术形式表现出来，我只能选择木刻。”他解释道。

　　到上世纪80年代，无师自通的杨先让在版画领域已经成果卓著，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他还开创出独特的“彩绘”方法：采用中国的笔墨纸色工具，既取西画的构图光色，又取中国画的笔墨渲染，再融进一些版画的线和黑白效果的处理。

　　而就在他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从版画转向民间美术，在中央美术学院创立了民间美术系，还亲自带领考察队，三年时间里走访了黄河一百多个县、镇、乡，记录和抢救消亡的民间艺术。1983年，杨先让赴美举办讲座和个人画展，感受到在西方，民间艺术备受尊重，进而联想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民间艺术能为新的艺术品种提供给养——这成为他走上民间艺术之路的缘起。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艺术越来越与金钱挂钩，相当一部分画家靠拍卖自己的画名利双收。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杨先让依然不后悔：“我没有当一名大画家的欲望，我只不过用画笔和刻刀表现自己内心的激情而已。如果作品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那就是我极大的快乐和享受。我藐视社会上的市侩作风，更不会把艺术作为发家致富的手段。”

　　阅历

　　动荡时局里画一枝永恒的墨梅

　　1930年，杨先让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祖父在仁川经营绸缎庄，父亲在哈尔滨开油坊工厂，叔父是英美烟草公司奉天总代办，家业富足。杨先让从小爱玩，背不来书。而父亲却从不关心他的功课好坏，只关心他的字写得好不好。家里祖父辈收藏的字画、二哥收集的贝多芬交响乐唱片、少年时代在仁川读书时看过的舞蹈表演、北平名角演的戏剧和话剧，他坦言，“资本家的少爷在这种艺术的氛围中受到很深的影响”。杨先让特别欣赏李苦禅大师的一句名言：“作画要像玩那样。”他自己就是“玩”艺术，没想到最后能“干出个大苹果大鸭梨来”。

　　1939年，日军的炮火烧到了胶东半岛，九岁的杨先让和全家迁居到仁川，并于1944年日本投降前夕回国。父亲为了照顾生意继续留在仁川。一直到1983年杨先让赴美与父亲重逢，父亲已是九十岁高龄，其间将近四十年，由于政局动荡，父子始终未能团聚。那一次，杨先让向父亲问出了内心困惑已久的问题：以前，从哈尔滨往南，沿海各大城市，一直到香港，都有父亲的生意，“你不心疼吗？”父亲只回答他两个字：“时局”。

　　1989年，杨先让到汉口访问，在街上偶遇了当年侨居仁川时的同学，两人走在路上，他说：先让，这整条街曾经都是你们老杨家的。杨先让走到那间自己读书时住过的房子，在门口伫立，然后默默离开。他体会到朝鲜战争期间，父亲曾在逃难路上经过这间爷爷留下的房子，却只见断壁残垣的心情，“房子早已经是别人的了，那种滋味很别扭”。

　　时局夺走了家中的房，也夺走了亲人。早在1941年，杨先让的爷爷因为次子和侄子被日本政府捕判为“反满抗日”罪死于狱中，悲愤交加患了不治之症，离世前，十一岁的杨先让在父亲的引导下，在丝绢上画了一枝干枝梅，爷爷手握他画的梅花去世。26年后，正值“文革”高潮，杨先让的母亲去世，在自身难保的时刻，他在白布手绢上画了一枝墨梅，悄悄放在母亲僵硬的手中。一枝梅花，见证生死离别、世事变迁，也让杨先让体会到钱财的易逝和亲情、艺术的永恒。

　　志业

　　我嚷，是因为我太着急了

　　1987年夏至1989年底，杨先让的“黄河十四走”让他第一次对民间艺术有了全面认识，“走完了，走通了，我也懂了”。从陕西绥德县以北各县的石狮，到陕西华县一带的皮影和求雨鞞鼓；从山西运城的民间刺绣，到晋南的木板年画；从河南淮阳伏羲人祖坟前的祭祖庙会，到黄河流域的面花和剪纸艺术……杨先让边记录边发掘民间艺术家。他来到陕西旬邑县“剪花娘子”库淑兰的家中，破窑洞的墙壁上贴满了她色彩绚丽、造型奇特的剪纸作品，“我感觉那就是一个艺术殿堂。人家是艺术家，我也是艺术家。自己在北京，住楼房，做大学教授——天壤之别……”杨先让心里很难过。后来，无论是回到北京讲课，还是退休后旅居美国时给外国人讲学，他屡次提及库淑兰和她的剪纸艺术，“那是最动人的时刻，那些洋人都被我讲得掉眼泪了”。

　　等到从黄河一带回到北京，杨先让方才想起1956年的陕北，年轻媳妇头戴的大爪银器、小孩脖子上戴的银饰、小伙子头上围的羊肚子白手绢。“那时候民间艺术就在我身边，而我对它视而不见。等到80年代我转向民间，再回到陕北，年轻人都戴鸭舌帽了，连一条羊肚子白手绢都买不到了。”亲眼见证了民间艺术如潮水般消亡，速度之快让他震惊。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的外号叫杨先“嚷”，“我嚷，是因为人家听不进去。人家听进去了，还用我嚷吗？我太着急了。”他说。

　　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写：“涉潜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行迹殊，故所见之物异也。”认识生活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杨先让说，他可能一生都达不到观蛟龙的境界，但这恰恰是艺术创造的幸福。

　　采访结束，夫人张平良从客厅缓缓走过，他们默默对视，眼里尽是宠爱。杨先生递过来一本画册，翻开，夫人身着橘红色长袍，手握一团花簇。那是1954年11月4日，他们新婚。“那时女人结婚要穿干部服，我不和一个穿干部服的女人结婚。”杨先生抿嘴笑道。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