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先让 我亲眼看见民间艺术如潮水般消亡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美术教育从欧洲引进了西方造型体系，并对文人画体系有所创新和探索，但民间美术领域的研究却一直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破“四旧”，加上老艺人相继离去，让视觉艺术的民间美术在中国几乎濒临灭绝。

　　1987年夏至1989年底，杨先让组织了一支民间美术考察队，对陕西、西安、河南、河北、山东沿黄河一百多个县、镇、乡进行长达三年的考察，以民间美术、传统民俗、古代历史文化三方面为主，收集了大量民间艺术品，拍摄有价值的民间艺术活动，为日后民间美术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人家都去月球了，他还去农村”

　　民间艺术活动是结合节令民俗的，比如面花艺术，在陕北，只有清明和旧历七月十五，以及定亲时男方送女方礼品时，妇女们才会做；而在陕南，小孩满月，“百岁”以及婚丧时才做。在信息和资讯相对闭塞的年代，为了捕捉时机，杨先让一行人只能靠向人打听，获知民间艺术活动的消息。往往几经辗转，抵达后却发现，要么民间艺人早已离世，创作的东西被烧毁，要么时过境迁。

　　除错过时令的难题之外，还有金钱利益驱使之下的无奈。上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以民间美术品发家致富的商贩比比皆是。在山西运城，一些商贩串村走户将民间优秀的刺绣品购入后高价售出；在贵州，有人专门购入大量传统苗绣，然后到北京各大饭店出售给外国客人。一些文化馆更是牢牢控制住本地的民间艺术品和民间艺术家，没有他们的允许，外人无法介入，虽然保护了艺术品，却阻断了交流。这使得杨先让的民间艺术考察时间成本倍增，困难重重。

　　始于1987年夏的考察，让杨先让感到民间艺术的消亡犹如潮水，一波接一波，而他却似在海边独自追浪的人，除了感叹和惋惜，无能为力。他亲眼见到一些地区为了扶贫，迎合旅游商品市场的需求，对传统的民间美术品进行改头换面的“加工”，经过改造的艺术品失去了它们最为纯粹、淳朴的神采；一些地区将能剪纸、会做传统布制品、会画画的农妇组织起来，让她们大批生产，然后定向出售给游客或相关机构，或者邀请她们到大城市的饭店中为外宾表演，一遍遍重复同样的动作；最让他痛心的，莫过于一些所谓的文化工作者，将民间美术冠以“迷信”“落后”“糟粕”的帽子，视而不见，甚至横加指责。

　　最初，就在杨先让为民间美术奔忙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社会走向开放，美术市场开始兴旺，很多同辈画家都将当“大画家”作为毕生理想，专心作画。杨先让却因成立科系、带队走黄河，一头扎进民间美术中，无暇自顾。好友黄永玉替他着急：“都在别人地里，自己的地荒了。”杨先让却不急，着了魔一般一趟趟跑农村。他时常穿着旧夹克，晒得皮肤黝黑，风尘仆仆，乍看完全不像个教授，结果被学校的老工人误解，以为他“生活有什么困难”。有朋友来北京看他，他还在农村考察，朋友不解：这都什么年头了，人家都去月球了，他还去农村。

　　1993年，整整三大本的《黄河十四走》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黄永玉说直把自己给“震傻了”：“《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黄永玉说：“《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 对话杨先让

　　人死艺亡的时代，发现没“存在”过的艺术家

　　新京报：“黄河十四走”发掘了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对你个人而言意义何在？

　　杨先让：我们是农耕社会，这些未被发掘的艺术家是在很贫穷、甚至自生自灭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发现了，就抢救了一批民间艺术；如果不发现呢？这个人和他创造的艺术就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讲，很多艺术家都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才要抢救，要快，发现一个算一个。但有时候，发现一个就害了一个。他的子女借机把他无限抬高，他就迷茫了，不再创作了。所以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走黄河”，就是要了解民间这块土地，了解产生民间的根源到底何在，了解它的哲学。这对我的创作，对我自身意义都很重大。

　　新京报：我们的历史或艺术史书写，多重视官/仕的部分，忽略了民间的本源文化。哪些原因导致了学界和艺术界对民间艺术的长期忽视？

　　杨先让：已经成型的宫廷艺术历史很悠久，从文化研究的层面看面向丰富，所以一点东西就能让学者研究一辈子，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而民间艺术是根，是源，它派生出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人们可能会觉得，反正是根，意味着它永远都在，就一笔带过了，我们常说“人上人很重要，人下人就不怎么重要了”，就是这个道理。

　　新京报：创建民间美术系，目标之一是“学习研究民间美术规律，兼收并蓄，产生新的美术品种”。民间美术是有“理”可循的吗？它的规律是可以学习的吗？

　　杨先让：一位剪纸高手看了美术学院师生的作品后说：“你们是讲理的艺术，俺们是不讲理的艺术。”传统民间美术的造型是“不讲理的”，就是不受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限制的自由创造。只要创作者认为是美的，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只要合乎阴阳关系、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任何自然界的物象都可以进行改造。所以民间美术是自由的，它囊括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会意、直喻、隐喻、象征的艺术处理手法俯拾即是。至于这种规律能不能学习和复制，很难说，要看一个人的资质和创造才能了。

　　新京报：你在《梦底波涛》中写：“民间艺术的消失是世界性的。”其他国家为抢救和留存民间艺术做过哪些值得借鉴的努力？

　　杨先让：民间艺术的消失是世界性的，留存民间艺术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我们做民间艺术的时候，一位法国朋友跟我说：你们千万别走我们的路，我们在建设资本主义的时候，回头看，民间的那部分都没了，你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关头，千万要注意。西方的“民间”找不到了，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都没了，除了被迫消失，还有自然消失，我们现在就是自然消失，没办法，像潮水一样的。所以我才着急，急着要建民间美术系，我的年岁也不允许，所以更急。

　　新京报：有人认为想要保留和发扬一门传统技艺最有效的方法是市场化、商业化。但这会损伤其原有的韵味和独特性。在民间艺术的留存问题上，是否有可能兼顾市场化和艺术本身的独特性？

　　杨先让：没办法。“抢救”这个词已经不对了，怎么抢救？社会形态变了，生长它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抢救是没有用的。我的意思是，过去我们有这些东西（民间艺术），过去没有被重视，现在赶紧拿出来，快点让大家研究一下，重视起来，把它变成一门学问。能把它的印记留在博物馆、艺术馆就很好了，哪能让它发展呢？它没办法发展了。就像我们把青铜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但还能发展青铜器吗？不能了。一样的道理。过去更是如此，人死了，艺就亡了，没办法。

　　新京报：民间美术除了技法之外，贴近生活、根植于土地、天分和灵性尤为重要。目前我们国家在吸收民间美术和创造新的艺术品种方面，面临着哪些问题？

　　杨先让：西方艺术吸收了很多民间的成分，毕加索吸收了非洲的元素，马蒂斯吸收了东方的元素。这是人家，再出现一个“你”，太难了。我们创办民间美术系，只是提供了条件，至于能不能出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能走着瞧。天才只有一个，如果有很多，那就不叫天才。有时候并不是你用功，就能变成了不起的人。好在这是一个折腾的时代，也允许你折腾。就看在这种土壤底下，能不能长出一棵苗。我绝对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涵量，没必要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但是一定要吸收，眼界一定要开放，不能只认自己。要抛去成见，为别人家的好东西叫好。艺术是美学的，“美”的问题是特别广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