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迁帘后 各人眼中各有光彩

　　1897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年

　　新年刚过，正月初十，二十六岁的排字工人夏瑞芳，与书院同学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一齐，筹得三千七百多银元，创办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是间上海弄堂里的小作坊，百年之间，继张元济先生之志，商务印书馆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发“昌明教育”之宏愿，逐步发展成为近现代影响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与北京大学一道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张元济先生晚年所书楹联，道出古今读书人接续文脉之初心。

　　同年十月初一，《国闻报》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在天津创立，与梁启超等一年前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一南一北，宣扬维新义旨。十一月十五日起增出旬刊《国闻汇编》，自第二期始便连载严复用古文译述的赫胥黎《天演论》，其中阐发因时而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部分，被严复敏锐并适时地与当时变法改良之思潮相联系，使得《天演论》一经刊出，便反响非比，独领风气。康有为曾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即便后人亦有争议其是否堪得开启近代启蒙大局之名，然并无意外彼时译介已然影响胡适等之后一代新文化运动先驱。

　　1909 宣统元年

　　己酉年

　　年初，美国应许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于帮助办学并资助留美学生。七月，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同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招考选派庚款留学生。在北京史家胡同，首批庚款留学生从630名报考者中选出，经初试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再经复试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最终录取47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九月底，“游美学务处”筹备于清华园下设“游美肄业馆”，即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更名为“清华学堂”，亦是今清华大学前身）。首批庚款留学生来不及培训便被直接派出，当年十月乘船离沪，漂洋过海，经旧金山抵华盛顿。

　　1921 民国十年

　　辛酉年

　　庚申年末，1月4日，由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等十二人共同发起，旨在“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0日，经由沈雁冰接编革新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改头换面，首篇即发出“改革宣言”，邀请文学研究会同人供稿，主张文学“为人生”，一改此前《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供人游戏消遣之遗风。

　　与文学研究会相呼应，七月中旬，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八月，郭沫若发表第一本诗集《女神》，摆脱传统诗律的束缚，成就中国新诗奠基之作。十月，郁达夫首部短篇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同名小说以他自身为蓝本，书写那个时代青年精神和心灵的苦闷。

　　1933 民国廿二年

　　癸酉年

　　1932年底，《东方杂志》杂志主编胡愈之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出关于“新年的梦想”的讨论，收到林语堂、胡适、梁漱溟等当时文化界名家的百余封复函。1933年首期《东方杂志》以83页篇幅刊载了142人的244个“梦想”，这些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

　　5月14日，左联成员作家丁玲在上海忽然失踪，有传因政治嫌疑被秘密绑架至南京。23日，时任国民党教育总长蔡元培，联名杨杏佛等38人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发电报请愿“量予释放”。在各方迟迟没有确切消息，并有传闻丁玲已遇害的情况下，鲁迅写下《悼丁君》。事实上，长期在南京受幽禁的丁玲在5月曾持免票暗中前往北平，稍作停留后又离平返宁，至当年11月才在冯雪峰、张天翼的协助下，终于摆脱国民政府的软禁到达陕北。

　　1945 民国卅四年

　　乙酉年

　　九月，抗战结束，西南联大完成使命，即将解散，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开始筹备复校工作。十一月中，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到达北平，回校第一件要事即是摒弃沦陷期间仍留在学校的伪北大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傅斯年对于昔日老师也丝毫不留情面，认为这正是教育的责任，“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

　　几乎相同时间，那些远在昆明的青年，邀请费孝通等联大教授在反内战时事晚会上做讲演，他们当时未曾料到几天后的12月1日将从此被祭奠，四烈士墓上一直刻有闻一多先生《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八年来重重苦难”并未就此结束，“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从此更加热烈地展开。

　　1957

　　丁酉年

　　1月，一场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彼时，大鸣大放仍作为最高指示被广泛提倡，这场持续近一周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终于为哲学界提供了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吸引百余人参加。冯友兰、贺麟、陈修斋、金岳霖等知名学者亦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纷纷表达自身针对唯心主义评价、中国哲学史对话与范围、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的观点和视角。只是好景不长，不过半年，反右运动全面铺开。

　　同样是这一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见到留苏学生后，说出了那句至今常被引用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1969

　　己酉年

　　“老三届”刚毕业，许多年轻人上山下乡，听从党和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即便生活贫瘠，却在革命缝隙，追寻诗意。当年舒婷17岁，初中还未读完就到闽西山区去；多多也被分到白洋淀插队，在劳动之余读波德莱尔，写出两本诗集。谁曾料想那正是朦胧诗派的前期。

　　10月，一周之内，陈寅恪广州离逝，吴晗狱中自杀。记忆被中断，历史被悬置。唯有逝去，风骨留存。

　　1981

　　辛酉年

　　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出版，被戏称为“80年代新一辈人的精神初恋”的萨特热出现。茅盾文学奖和电影金鸡奖也于此年设立，“金鸡”之名正源于农历鸡年，以金鸡啼晓寄寓百家争鸣之意。

　　可十年动荡禁言，何来百家百花？倒是恰逢鲁迅百年诞辰，上上下下，共襄盛典，规模空前。9月中旬起，政界、学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携手，争相发力。25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从国家级最高领导人，到文艺各界代表，共有六千多人出席。学习鲁迅、纪念鲁迅、重提鲁迅的方向，只为无声告别，上一场真相。

　　1993

　　癸酉年

　　1993年始，王晓明等青年学者围绕王朔的“痞子文学”和张艺谋电影展开发起第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初以《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发表在6月《上海文学》上。第二场影响更大的讨论发生在半年后，上海、南京等地人文学者陆续进行六场更加集中的对话，相应的六篇讨论文章于次年春陆续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引发人文学界热烈影响，并迅速成为一个媒体事件，热度一直持续近两年，不断吸引各界学者加入。

　　2005

　　乙酉年

　　作家出身的刘心武借《百家讲坛》再揭秦可卿身世之谜，学术外衣下的娱乐八卦让观众和读者又彻底疯狂了一把，红学界不满媒体对刘的炒作，公开批评他误读，却又被舆论反指“学术霸权”。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继春树、韩寒之后，6月，又一位中国青年作家李傻傻登上《时代》周刊（全球版）。贫困男孩勤奋学习成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李傻傻身上代表了中国人的种种梦想”。他笔下的中国农村以及那些新一代涌入城市的年轻人，也让现代中国的种种矛盾冲突自然彰显。

　　巴金十月离世，享年101岁，一个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的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2017

　　丁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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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