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bnb实现盈利 在华仍水土不服

　　全球最大的短租平台Airbnb开始盈利了。据彭博社报道，2016年下半年，Airbnb就已实现盈利，且全年营收增幅超过80%。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Airbnb，未获正面回应。Airbnb在中国的发展却没那么一帆风顺。在最能体现行业地位的房源数量上，Airbnb只有3万套，一直低于途家、蚂蚁、小猪短租等国内本土平台。

　　不久前微博博主汪莫言的一篇名为《曝光一个上戏学生，他用Airbnb毁了我整个家》的文章刷爆微博，博主在文章中控诉一名房客借拍摄之名擅自进入卧室并破坏了房屋。

　　有声音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Airbnb的短租C2C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与酒店相比，C2C模式属于非标住宿，这一模式在拥有更大特色的同时也对信用体系和房东、房客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与国外房主和房客共处一室不同的是，国内出现了不少借平台之利租多套房专职干短租的“二房东”，群租房与员工宿舍更屡见不鲜，管理上更加难控制。种种问题，困扰着这个在国内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

　　1 众“模仿者”已风生水起

　　在分享经济领域，Airbnb一直与Uber齐名，被誉为住宿界的Uber。不过与Uber的最大不同，是Airbnb已经在2016年下半年实现盈利，而Uber预计在2016年亏损将达30亿美元。

　　Airbnb成立于2008年8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Airbnb鼓励全球的房东将自己独立的房屋或房间通过日租的方式出租给陌生人，而作为短租平台的Airbnb则收取交易费用6%至12%作为佣金。这种模式也被认为是典型的住宿类共享经济。

　　作为分享经济的代表，Airbnb成长非常迅速，目前其在全球可供租赁的房屋超过200万间，分布于全世界3.4万个城市之中。其迅猛发展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该公司已经拿到了31亿美元的风投，其估值达300亿美元，一跃成为估值排名第四的独角兽公司。

　　虽然Airbnb在全球风生水起，不过其在中国市场却遇到了问题。

　　直到2015年8月，Airbnb才正式进军中国市场，经过拓展，其在国内的房源达到了3万套。其间，类似于Airbnb模式的本土化短租平台已经风生水起。

　　早在2012年，陈驰就在国内创立了小猪短租，这个C2C模式的短租平台是目前中国市场上最成功的Aribnb“效仿者”之一，目前月交易额超过一亿元。小猪的房源也涵盖了301个城市的10万套房。

　　当前国内较大的短租平台有途家、小猪短租、蚂蚁短租、木鸟短租等，途家为B2C模式，房源涵盖320个城市的41万套房。

　　其中，途家与小猪短租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获得了D轮融资，蚂蚁短租则被途家收购。

　　对于Airbnb实现盈利，陈驰并不意外。“短租的盈利模式一直很清晰。”2月8日，小猪短租CEO陈驰告诉新京报记者。

　　“Airbnb在两年前就具备了盈利的条件，它只不过是花了更多的钱在开拓市场上，所以延缓了盈利。”陈驰告诉新京报记者，“未来Airbnb能否继续盈利，还取决于其对市场天花板的判断，如果要进入更多的领域，更多的国家，比如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那么盈利还是要向后延。”

　　陈驰认为，对于短租平台来说，需要探索自身的“天花板”在哪里，如果还有发展潜力，就要继续做品牌投入，开拓市场。

　　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度假租赁市场规模达42.6亿元，同比增长122%，预计2017年有望增至103亿元。在供给端和需求端所呈现的增长态势，注定短租市场将迎来一阵发展热潮。

　　2 Airbnb模式易出现违约纠纷

　　除了房源发展缓慢外，在华发展水土不服也困扰着Airbnb。

　　前不久，一篇《曝光一个上戏学生，他用Airbnb毁了我整个家》的文章刷爆微博，这暴露了短租类共享经济模式在中国生存的一大难点——缺乏诚信基础。

　　该微博称，自己把房子放在Airbnb平台上做短租，不料却遭到了房客的破坏，房间变成“垃圾堆”。更糟糕的是，当房东联系房客要求解决问题时，房客居然“人间蒸发”。

　　Airbnb对此事的官方回应中称，调查还在进行。目前尚未有最终结果。

　　“上戏学生的那个事件我认为属于偶发事件，我们在系统性风险上比Airbnb做得严格。但由于C2C模式的特殊性，这一风险难以避免。”陈驰告诉新京报记者。据了解，小猪短租为房东提供了房屋损害意外保险，“比如有房客不小心把水溢出来，泡坏了地板，我们可以报销相关费用。”

　　除了上述事件外，近期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入住前两天被房东擅自取消订单。消费者在与Airbnb客服沟通后，确认是房东违约，因此，除了全额退款外，还获得了Airbnb补偿的10%房费。不过消费者称，住宿体验受到较大影响。

　　这些违约问题，国内短租平台也遇到不少。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改良型的模式，即在Airbnb所代表的C2C模式上演化而来的C2B2C。这种模式是在房东和租客之间插入一个平台公司，房东和租客通过平台公司完成租房全过程，平台公司除了帮助完成交易外，还负责房屋的管理与清洁，并介入、处理租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蚂蚁短租CEO申志强认为，目前一些短租平台推出了信用分体系，类似于滴滴打车的评分体系，但仍需细化，并应不断更新评价体系的规则和信息。不过，对所有房源进行验证，在短时间内还未能实现。

　　3 “游击队”蚕食短租市场

　　除了要面对当地的正规军外，在短租市场上，Airbnb还要应付众多游击队。

　　2015年3月，去日本旅游却订不到房的董凯（化名）首次知道了Airbnb。“3月末是日本旅游旺季，当时能看到的所有酒店都已订满，不得已才通过Aribnb预定了一间民宿，但令人惊喜的是，民宿的价格比酒店便宜20%左右，店主的接待更是细心周到。”董凯告诉新京报记者。

　　回国后不久，董凯在天津市中心区域开了一家民宿，民宿面积约200平方米，有单间，也有床位间。“装修花了8万块钱，包括购买床位、贴壁纸、买家具等，每月房租4500元。”

　　由于赶上清明节和五一假期，民宿运营仅一个月，董凯就获得了超过1万元的收入。由于彼时Airbnb、小猪等平台在国的接受度并不高，所以他将自己的房源挂上“青年旅舍”的名号放在去哪儿、携程等OTA平台上，加上线下渠道，并不愁客人来源。

　　拥有三间民宿的刘津比董凯更为激进，她在同一座大厦内租下了三间公寓，租金在5000元到5500元不等，全部改装为民宿。2016年4月，刘津的一间民宿单月收入达到了3万元。

　　90后宋建声在2016年1月来到董凯的民宿和同学小聚。回到上海后，他在海伦路租下了一套月租3000多元的40平米公寓，在Airbnb和小猪、途家都上线了房源，也干起了民宿。宋建声的民宿在开业一个月后的收入就到达了8000元，目前，他正在装修第二套民宿。

　　不过，董凯称，由于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他所在地区的民宿老板数量从2015年到2016年直接翻了一番，月盈余也从每月平均6000元下降到了4000元左右，2017年1月，他将民宿转让了出去。刘津对新京报记者说，她也打算转让。

　　■ 看点

　　Airbnb在华面临合法危机

　　“合法化”，是全球短租行业在运营中都会遇到的问题。2016年10月，纽约州州长正式签署法案，禁止在类似Airbnb这样的网站上挂出自己的房子整租给别人，违者最高将被处以7500美元的罚金。在包括巴黎、柏林、巴塞罗那等欧洲地区，一些政府部门也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

　　目前，国内的短租行业携“分享经济”之名在宏观上是受国家鼓励的，如2015年7月，国务院提出要放宽在线短租、旅游租车等“互联网+”新业态准入和经营许可。

　　不过，Airbnb的特点是C2C。由此也产生了问题，个人房东是否具备营业资质，治安、消防、卫生能否获得保障，这些非标住宿的“原罪”依然客观存在。

　　2016年5月董凯楼上的一位民宿老板被警察局带走了，理由是“没有安装身份证录入系统”。他的朋友在宁波开的一家民宿甚至在2016年8月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直接关停。

　　有声音认为，由于短租行业尚处发展初期，并未对酒店、公司等利益相关方以及政府部门的管理造成太多的压力。但一旦未来行业快速发展，或许也会像滴滴一样戴上“紧箍咒”。

　　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