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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失语的村庄

2017年02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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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制图/孙嘉潞

  曾几何时,村庄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多与恬静淡泊的生活志趣相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无一不为世人留下一幅幅景色宜人、古风淳朴的“世外桃源”之景。

  近年来,“返乡体”的流行让原本淡出人们视野的乡村再度成为热点。返乡笔记在表达乡愁的同时,也揭示出当下农村的诸多问题,引起社会和舆论的关注。从2015年春节期间王磊光书写鄂东农村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前夕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严重的乡村图景》,都表达出对乡村未来的迷茫、低落情绪。返乡笔记中频频出现的农村唱衰论引发诸多批评和争议。

  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自成一派图景,无须通过改造以满足城市精英的审美,但中国知识分子针对乡村的改造和一系列乡村建设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

  晚清以降,便有“兴农”论者忽视当时农业衰败的国际背景,而将农业停滞不前的原因归咎于农民“目不识丁之愚氓”。1930年,民国教育家晏阳初认为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愚、穷、弱、私”四大疾病,并试图通过教育对农村人加以改造。“晏阳初模式”的乡村改造既获得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也得到如费孝通等学者的批评。费孝通指出晏阳初将中国乡村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农民自身,这种“传教精神”的实质是:预先假定自己的“是”,继而去教育别人的“非”。和如今盛行的一些返乡笔记如出一辙,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通过对农民定性,形成有一定影响的“话语”,将改造对象,即农民自身置于“失语”的境地,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那些对乡村缺乏了解的人们的观念。

  如今,为了避免居高临下、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学者们选择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基础之上,辅以个案的访谈和口述,记录一个村落的生态和农民的生存状态,不以自我为主向对立的“他者”投射有失公允的价值判断,而是将其放置在自身演变的生命历程之上,放置在奔腾不息的时间之流中。

  时间和村落,正是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在《田野调查:被遗忘的村落》一书中关注的。宫本常一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个体生命的跌宕起伏异常敏感。在他的笔下,时间是流动的,生命是鲜活的,无论是村落、土地,还是人,都怀抱各自的生命历程。他将日本在文明演进过程中日渐消逝的温情和迟缓,将自身对于所访的村落和村民的情感观照,糅进一个个遥远、孤立的“被遗忘的村落”。

  秩序、操守、人的良善和信念,这些在文明社会不断重申的行为准则,在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记录中,自然而生动。他以一位学者的公允和审慎,为原本就属于这些村落的语言注入新的生命。他以“原封不动地把他们的讲述传递给大家”为己任,为我们揭开“他们”的面纱,关乎责任,也关乎传承。

  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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