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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大道直行

2017年02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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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3周年系列丛书《创客》《书里淘金》《唤醒良知》《使命》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2月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这样的说法,对于那些对历史有敬畏的媒体人而言,自不用多说,它已内化于这些从业者心中。但是,许多人,虽然也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却冀望于时间流逝,能够冲刷掉曾经的墨痕,因为他们的那些文字版面,常常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历史的审视。

  思想者之路

  丛书的历史与历史的丛书

  对于新京报人而言,回望自己曾经留下的文字,真的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体温,会升起一种曾经的“我来,我看到,我征服”般的勇气。在创刊十三年之际,新京报把自己过去的部分文字,汇集成册,向公众展示了自己曾经的记录和思考以及如何努力的。新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新京报十三周年丛书,即是这种直面历史的作品。

  这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使命:新京报为什么行?》、《唤醒良知:新京报社论(2015-2016)》、《书里淘金:新京报荐书(2015-2016)》,以及《创客:寻找影响未来的伟大公司》。在新京报的历史上,曾经出版过多次周年庆丛书。如果说往年的丛书中的新京报是一个专业新闻机构,那么13周年这套丛书中的新京报则如一位“思想者”,不断思考的职业媒体人,遵从价值理性的知识分子。

  《使命:新京报为什么行?》是新京报历史上第一次“理念”层面的全面公开陈述,从办报理念、专业理念、经营理念到转型理念和布局,最后落脚在新京报人的精神特质和企业文化,彰显新京报历史中“新京报人”的核心价值。内容既有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思考,也有具体的办报战略与策略。其中尤其汇集了多篇新京报戴自更社长关于办报的思考,这些原本多属内部谈话交流的内容,堪称新京报的“办报笔记”,弥足珍贵。今天的《新京报》早已经不只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个可以7×24小时、全方位、全媒体提供资讯内容的全媒体平台,并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供应商。如果说创办时的“一出生就风华正茂”靠的是新生的锐气,那么今天的“新京报为什么行”,靠的则是身经百战,依然傲立潮头的底气,而底气就在这本书所介绍的内容里。

  丛书的另外三本,则是新京报办报理念的一种落实。

  《书里淘金:新京报荐书(2015-2016)》是书评周刊编辑部荐书第二次结集出版。与2006年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书:中国2003-2005》主要关注图书行业的“不同流变以及阅读趣味变化”不同,这次的文章是把“对公共性的理解,拉回到了人本身”,注重对“对公共文化的批判性观察”,关注“人之为人”的条件,也为人的自我认知与存在提供一种思想支持和想象空间。

  《唤醒良知:新京报社论(2015-2016)》是新京报历史上第一次专门把社论结集出版。社论代表报社编辑部立场。作为一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新京报以“观点新闻”定义评论,承担新闻意义阐释的功能,并强调具体问题指向,不做空洞无趣之谈。视野立足北京而怀远,价值观彰显法治与人文,方法论追求积极、稳健、有见地。以价值重建、常识传播、多元利益的表达、专业分析和建议来建构社会。

  这两本书的内容,事过境迁之后,依然读来如新,恍如就在眼前。

  《创客:寻找影响未来的伟大公司》,则是新京报“寻找中国创客”大型活动报道内容的第二次结集,其内容涵盖互联网时代创业的各个层面,既有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有各个行业创业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介绍,覆盖了当下创业最热门的内容创业、移动医疗、VR、移动直播、人工智能、教育、出行等多个领域,对创业者而言,极具资料和指导性质。

  创刊与转型

  面向中国与经验阐释

  《使命:新京报为什么行?》是新京报人对自我历史的一种解释,也是我们面向中国本土经验,进行“去西方化”的理论创新的一份经验文本。

  回顾新京报创刊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改革是在一个总体性社会的基础上展开的,国家主动引入市场因素,进而引发社会结构分化和再结构化。国家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分离是同步的,经济自主空间的发育先于社会自主空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因市场经济介入程度的不同而出现有限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利益主体。新闻传播系统的改革是从恢复满足人们日常趣味需求的晚报开始的,产生经济效益,并成为都市报创办热潮的驱动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的报业成熟于经济改革前沿的广东。也正是“广东的经历和视野”让戴自更社长明确了需要以及怎样创办一份真正的好报纸。

  在创刊后的十三年中,新京报一直积极地探索报业的转型。报业转型主要是解决信息模式与盈利模式两个方面的问题。在信息模式方面,新京报提出“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的方向,与互联网在信息权威性方面进行竞争,同时,面向互联网用户进行内容生产,生产微信公号、动画新闻、视频新闻、热门话题APP等多样化的新媒体产品,打破部门壁垒,优化生产流程,进行融合报道的尝试。在盈利模式方面,新京报调整内部架构,提出实施影响力营销,拓展影响力经济链条。在报社外,则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竞争力,提升版权价格,并探索从版权到产权的新的合作模式:“希望在垂直领域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将内容产品化,《新京报》在里面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产权,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版权。”而所有的一切,基础就在以专业要求生产规模数量的独家原创内容。

  专注于价值

  为“专业主义”注入本土意涵

  十三年中,新京报亦为媒体业的“专业主义”注入本土意涵。“专业主义”是一套职业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规范,产生于美国多元民主的语境,强调的是媒体的自主与自律,并把专业文化作为制衡国家、市场的一种力量。常有学者基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以美国为现代化的典范来观察中国经济现代化中的专业化进程,以“专业主义”来标签或者测量中国媒体的专业化水平。新京报作为“专业主义”的一个典范,虽然也用这个话语,却有特定的含义,因为语境完全不同。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媒体格局。办报纸必须在现有体制框架之内。体制和媒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关系,体制决定了媒体的形态,反过来媒体的报道也会给体制带来一定的改变。

  正如戴自更社长在《使命》中指出,“在中国办报的底线,必须首先是保证政治上的安全。”媒体作为一个企业,当然要盈利,但盈利不是办报纸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媒体的专业,不仅在具体操作体现为“懂规则,讲秩序”的实践智慧,更体现在“信息采集能力、写作能力、新闻判断能力。记者对专业性的积累,决定了他看问题的角度,也决定了稿子和思路。最后决定了他能不能写出有深度的报道,是否有和别人不同的角度。”专注于“新闻本身的自由”,客观、真实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在所有的这些结构性因素中,价值判断是专业文化的关键,只有媒体内部形成一种价值认同的共同体,才能让专业文化作为不完善媒介体制的一种修正发挥效用,实现终极关怀的追求。

  一张报纸的模样其实就是一群报人灵魂的模样。正如戴自更社长在新京报2016年年度表彰大会上说的,新京报的成功,“因为它是新京报,一份有理想、有情怀、有底线的报纸;因为他们是新京报人,一群有责任、有专业、有独立思想的媒体人……关键是这个媒体有没有灵魂,这个团队有没有灵魂。很庆幸的是,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团队都有灵魂。”

  随着新媒体的社会化,媒介域的转换正在发生。报纸或许会死,但中国的社会建设长路漫漫,像新京报这样有价值追求的专业新闻机构,在重建价值,普及常识,协调利益,促进公平与正义方面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希望新京报包在纸里的火永不灭。 □王贺新

  最近几年来,《新京报》书评周刊更加注重对公共文化的批判性观察,保持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并有意识地构建公共对话平台,在公共理性与共识层面,继续努力,超越限制与媚俗。书评周刊把对公共性的理解,拉回到了人本身,毕竟,公共空间的光芒,是由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的。 ——《书里淘金》后记

  【延伸阅读】

  《媒介、社会与世界》

  作者:库尔德利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

  《作为文化的传播》

  作者:詹姆斯·W·凯瑞

  版本:华夏出版社 2005年8月

  《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作者:黄旦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作者:吴飞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作者:延森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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