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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老男孩”的梦想与现实

2017年02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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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仲卓阳在曾经驻唱的酒吧演出。新京报记者 吴明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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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卓阳是我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

  坐在懒人沙发里,精瘦的他叉着腿,两手托腮,对着镜头一脸无辜地问:“随便怎么拍都可以吗?”音色是一个乐队主唱应该有的好音色。

  “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他保持姿势不动,“那就这样拍吧。”

  茧

  仲卓阳今年27岁。20岁到24岁的阶段,他主要属于一个叫作“大房子”的年轻乐队。采访在苏州市郊一处偏远商铺区的一楼店面进行,如今他办公的地方。

  进门后我一度想找些与音乐有关的标志性摆设作为背景,但是很难。五把椅子,一块白板,上面一行行写着公司接到的单子、需要准备的器材。他现在的主业是做音响灯光租赁、舞台搭建。

  “弹吉他只是左手,左手的指尖上会有老茧。但现在的话,整个手都是老茧。”他拿来把小刀,在自己手上刮了起来:“你看,割完以后都没什么。”

  以前只需拨弦的手,后来常常要去卸货、拉线、搬音箱。布置一个会场,隔天晚上十点左右进去调试设备,待一晚上。最后四张椅子一拼,人睡在上面。 “不会腰酸背痛,习惯了。”有一阶段,他和同事连续四十多个小时不睡,一直干活。“累到只要是平的地方,地上也好、舞台也好,躺下就能睡着。”

  偶尔也会登台表演,他开玩笑:“回到主场的感觉。气势上就不一样了,脚下的灯都是我打的!”

  此刻,他偶尔会想起自己玩乐队时的理想:不结婚,也不赚钱,唱到唱不动为止。

  “坏孩子”

  “让我们荡起双桨吧,但小心别把船翻啦。”他曾写过这么一句歌词。

  13岁的仲卓阳在初中老师眼中大概是一个容易翻船的少年。

  2000年左右,苏州的公立中学纷纷开设民办初中,民办的部分往往汇集了学校最好的教学资源。小升初统一考试后,根据分数和志愿来分配学校。

  我和仲卓阳的初中是公办,边上有一所“依托”优质公办资源创办的民办初中。虽然共用操场,走道中间却有一道铁门:一边是好孩子,一边是坏孩子;午休时对面的可以过来,我们不可以过去。进体育馆,如果有“对面”学校的班级在上课,有时我们会被无情地赶出来。

  同学王青怡回忆道,仲卓阳初中时经常被老师拎到讲台边上的“专座”听课。另一名同学则记得他被老师训斥的时候很少正面回击,也不会像隔壁班有的男生那样冲上讲台挥拳头,只是慢悠悠地说出几句俏皮话,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就觉得他是个混混吧,不会干正经事的那种。没想到,长大过后是个这么正经的人。”王青怡说。

  中学生活提供的娱乐方式和空间极其有限,听广播是当时许多学生的爱好。

  仲卓阳和班上同样喜好音乐的张世恒抱着玩玩看的心态去参加了苏州广播电台的一个卡拉OK比赛节目,唱的是五月天的《拥抱》。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进了决赛。两人拿了一只录音笔,把平时想到的旋律哼唱着录下来。张世恒记得他们电池换得很勤,到后来录音笔几乎用坏。其间两人时常逃课出去练琴、唱歌,以及上网。校园里开始偶尔遇到人打听:“你们就是那个‘时光组合’?”

  与初中老师的印象不同,节目的评委之一,被苏州许多中学生熟知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大宝(翟林)记得仲卓阳“非常有礼貌”“很好学”。“唱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开头几句和原唱一模一样。”当时他有意组建乐队,便拉了仲卓阳入伙,成为主唱,并给乐队取名“大房子”。

  “让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可以有个地方一起玩耍吧,记得好像是这么个意思。”仲卓阳说。

  “大房子”

  乐队成立后,他最常出没的地方就是排练房、广播电台以及鼓手的家。上了大学,他不住宿舍,早上如果有课,为了应付父母便早早起床,然后去排练房、网吧,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回家。

  对仲卓阳父母而言,儿子的选择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争执最激烈的一次,年轻气盛的仲卓阳一拳打在家里的柜子上,坑印遗留至今。

  2011年夏天,苏州人民大会堂可容纳一千两百人的礼堂里,舞台灯光打向他。

  这是“大房子”乐队的第一场演唱会,21岁的他前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怕出错,觉得就自己当时的水平而言,“起点太高了”。台上紧张、不在状态,但演出现场气氛却依然很好。台下满满当当的人,高呼“大房子,牛X!”结束后有人上台找他和其他乐队成员签名、合影。他不露声色地收线、理设备,不怎么主动搭理,但“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活动结束后,乐队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演出。市民活动中心、校园巡演……终于在2013年,队长决定要带乐队做一张专辑。

  于是到朋友音像店沿街的二楼仓库录制曲目。盛夏的江南,空气里盛着湿热。“不能开空调,不能开窗。只要有车经过,人声就要重新录一遍。”一句歌词来回录二十几遍,青春大汗淋漓。

  有时候,几个人晚上一起吃夜宵。兴之所至,半夜在大街上脱了上衣跳舞;或是喝醉了,站到马路中央严肃指挥交通。

  “其实以我们当时的专业程度、设备和经济条件,远达不到录专辑的要求。但队长说一定要做个东西出来,证明乐队这两年没有乱搞。”

  终于他们有了自己的一张唱片。专辑封面是六个手拉白布一字站开、露出赤裸肩头的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大家不停笑场。队长提议“脱光衣服”之后,仲卓阳是“脱得最起劲”的一个。

  一共印了一千张,转眼四年过去。

  “大房子”的成员们在2014年分开。“出国的出国,读书的读书,你要说吃饭可以聚在一起,你要说玩音乐,根本没有时间排练。”仲卓阳在苏州的一家酒吧当了一段时间驻唱歌手,后来辞职,加入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承接各类舞台演出工作。

  “大学一毕业我就发现不对劲了,还是很现实的,没有经济来源,没法维持你的生计,别说兴趣了,表演这个东西已经是副业了,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单纯地搭建舞台和活动执行。”

  红

  仲卓阳现在偶尔也会接到演出任务。社区新春团拜会,他抱了吉他去舞台上唱酷玩乐队的《Yellow》,台下大爷大妈们忙着剥橘子,瓜子嗑得嘎嘣响;公司年会,“只要是high的歌就可以,千万不能唱悲伤的歌”;婚庆典礼上,一个朋友唱那阵子挺流行的《李白》,一句“要是能重来”,让举着酒杯的新郎“脸都绿了”。

  但回忆起从前的日子,他感叹“玩乐队是这辈子做的最大胆的决定”。

  “决定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其实是有顾虑的,虽然也说义无反顾,但我很怀疑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底。”仲卓阳叹了口气,“反正,做了觉得挺好的。”

  “现在觉得,做乐手真的是轻松,过来演完以后就可以走了。不像我们,搭建的东西要等所有客人走完以后才能收。”他现在的公司,名字仍叫“大房子”。

  如今他自称已获得父母的理解。当教师的爷爷仍旧不时和他提起:“自己以前的某某学生公司缺个人,要不要去看看?”

  仲卓阳的女朋友小柑橘,当年通过电台节目认识了他,曾经是他的歌迷:“男生年轻的时候总有一种魅力,现在就不太一样。但那时候如果要考虑跟他去结婚什么的,不太会;而现在的话,我就会在他身上看到那种责任、承担的感觉。”

  仲卓阳说自己写歌到现在,最满意的一首并没有收录在专辑里。那首歌叫《红》,是他高中时送给自己第一个女朋友的:我的梦也不是那么遥远/又怎会让你/见了它就不敢再去冒险/为什么你要离开/在不安的冬天。

  “现在回过头看,投入的感情是真的。很单纯,不像现在这样顾虑很多。现在再唱,可能会唱出和之前不一样的味道来。”

  【同题问答】

  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

  仲卓阳:把乐队搞起来,大家一起玩起来。好久没有达到自己“玩”音乐的状态。

  这一年感觉自己发生哪些变化?

  仲卓阳:变老了,从手上就可以看出来。入行的时候手很嫩,白白净净,稍微一碰就有红印子。现在已经变成了铁手,干活的时候手会摧残得很厉害。

  在当下和未来,你觉得最珍惜的是什么?比如健康、财产、理想追求……

  仲卓阳:终于有“比如”可以让我选了!财产是我一直不珍惜的,有多少花多少,这句话可以不用删。健康是要保持吧……其实健康也不怎么珍惜,现在就是乱造,真的年轻就是乱造。珍惜的话还是亲情友情爱情。

  新京报记者 吴明敏 江苏苏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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