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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观念

常识落实到个体生命中才能活下去

2017年02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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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编者:何怀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平等》

编者:何怀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是向中国引进现代思想的先驱。1899年严复着手翻译《群己权界论》。如今这本书被译为《论自由》,“自由”这个西方观念也早已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899年严复着手翻译《群己权界论》。如今这本书被译为《论自由》,“自由”这个西方观念也早已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当我们困于现实的自由困境时,当学术界经历了“八十年代”辉煌的西学译介潮后为“自由主义”打得火热时,我们对“自由”的本义、源流知多少?这一西方常识性观念,又是如何在近三十年间的激荡中渗入现代中国人的知识体系?

  相比精英化的学术思想传播,常识观念在普罗大众间的传播难以被量化,也需漫长的沉淀期方能显现出能量。但正是这种潜移默化更深刻地决定着那些奠定现代社会文明的常识,如何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根,如何在每一个现代中国人身上生长。

  文化:世界与中国

  冲破隔绝,重启对话

  2016年最后一天,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重回三联。此时,距离1986年12月“西方学术文库”第一本《悲剧的诞生》出版,已整三十年。

  在那个至今让中国知识界止不住回味的辉煌年代,“我穷得一塌糊涂”,沈昌文忆起自己对文库编委会唯一的支持办法,“我给他们一本盖着三联书店公章的介绍信,空白的,你们可以拿这个介绍信对外声明我就是三联书店”。

  这本违反了三联书店纪律的信纸被刚出道的年轻学者甘阳接下,空白与担忧则很快被出乎意料的疯狂填满了。紧接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印到7万册,《存在与虚无》印到10万册,青年学者疯买的队伍排到几条街外。懂也好,不懂也罢,书中的很多话竟慢慢在中国流行起来,甚至改变了学术界的话语风格。

  甘阳也没有料到,晦涩陌生的西方学术著作会燃起那个年代的火。由他集结的“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在1985年就成立了,整整一年,他们辗转于多家出版社。然而《存在与时间》第一章就没有编辑能看懂,出版前景不被看好。直到1986年初,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人遇上刚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新生、重生一拍即合。

  30年前,中国与世界在思想领域几乎完全隔绝。“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的成员,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刚进入大学、研究院时,对西方思想几近零起步。当青年甘阳看到北大图书馆有那么多英文书,突然感到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了。“我们决定集中翻译一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学术著作”。

  这是“文革”以后,新一代学人的集体亮相,他们通过翻译引介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以丛书建立起一个中西方学术思想对话平台。90年代后,国内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引介西方思想的视野与抱负,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仍长久而深刻。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甘阳、陈平原、汪晖等,已成长为当代中国思想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更重要的是,自清中叶就开始的中西文化碰撞,因80年代的这把火开启了新阶段,冲破封闭后,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中西思想对话重新展开。

  大家西学

  清理西学,平衡观念

  30年前那次“对话”,如同冲破隔绝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思想的一次热切拥抱。20年后,另一次西方思想的引介,“大家西学”丛书,则在回应一种更为理性、广阔的关怀:当西方思想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范式和话语风格,在公共领域,最基础的西方观念对中国公众而言是否亲切可触?

  在2008年谈论这个问题颇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后第三十年,西方商品、流行文化、资本进入中国多年,每个中国人都在受惠于或受困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然而,那些塑造着现代文明的西方思想,尤其是常识性的西方观念,如何在现代中国影响着大众?与80年代想“在改革开放后做点事”的三联书店不同,2008年,出版人刘景琳希望“用市场说话,做点西学的东西”。这一次,与他一拍即合的是哲学学者何怀宏。

  若以严复的西学翻译为标志,西方观念进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若不参照这些观念,一部中国现代史无从谈起。但从2007年起,国学猛热。其中虽不乏旧瓶装新酒或夹带民族主义的虚热,在整体上,各种传播方式仍在促使社会重识传统。与此同时,西学却受到了一些限制,各家讲坛栏目中难见西学学者的身影。中西思想、观念的传播在公共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失衡。

  “我们关注的不是概念,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的概念,而是在世界上发生影响的关键词,在很多人头脑中起作用的观念”,在邀约一众知名学者参与常识“观念”的梳理时,何怀宏谈及初衷,“这些观念在中国到底造成了何种影响?我们是不是真的比较清晰地认识它?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有必要清理一下”。

  清理观念的意义何在?学者雷颐在这次聚会上回忆起“文革”时期,大学生穿牛仔裤、喇叭裤会影响分配,直到团中央说牛仔裤是“劳动人民的服装”,喇叭裤则是在敦煌飞天里就有的民族服装,人们才因观念的改变敢穿它们。清理,是让活水洗掉尘埃的前提。

  这套聚焦于西方观念的丛书,让一些参与其中的学者看到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在复活。相距20年后,公共思想领域受经济利益、政治需要影响更甚,此时介绍像宪政、民主、法治、科学等观念有意义、有必要,亦能为大众提供一个平衡观念的选项。

  在这种共识下,由何怀宏牵线,何光沪、秋风、吴国盛、萧瀚等学者参与的“大家西学”丛书,以“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观念读本”为意图,在2008、2009两年陆续出版28册杜策。但对早在当时就理出了一百五六十种观念的何怀宏来说,这项工作显然尚未完成。

  观念读本

  重述常识,细水长流

  于是,在2017年初,以“大家西学”为基础的“观念读本”丛书在三联出版第一辑。时隔三十年,从译介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到回溯西方观念的本源,不同的学者群体先后在三联书店这家老牌出版机构传递出两种信念:前者满怀激情地打破隔绝,掀起时潮;后者则在当代重述常识,细水长流。

  为何要在中国一遍遍地重述“自由”“平等”“法治”等常识性的西方观念?一方面,它们奠定着现代文明的基础,另一方面,80年代大规模地译介确实存在遗留问题,如“自由”观念未在中国廓清时,已就“自由主义”打得火热。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来,一批常识性观念的引入与传播,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中各种现实力量的博弈,不仅存在个体的误读,也存在一些基本观念的变形。正如学者刘军宁谈及“大家西学”丛书时曾有一段有点绕却不失真的话:中国的问题是要通过贬低观念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承认观念的观念问题,认为可以通过绕过观念问题解决中国问题。

  因此,“观念读本”包括其前身“大家西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常识性观念本身的力量,更在于正本清源。追逐其来路,方能帮助每一个中国的现代人走出或避免思想观念的迷雾。当然,这些现实问题仅通过“观念读本”不足以完成,还需观念接受史等研究来支撑。但对大众读者而言,这样的读本是每一代人重读常识的基础。

  公众对观念的重读,难有80年代青年学者人手一本《存在与虚无》时那种耀眼的光晕,但“观念读本”对于当代学者参与公共领域的常识重述有着更大的启发意义。尽管如今,很多学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文化界分化严重,学术界学科的专业分工也使知识场域越发细碎,可是在学术体制以外,知识分子完全可以为了更具公共关怀的追求而聚合。这样的群体以思想而非政治的方式介入社会,争取和保持一个思想性的自主空间。其实,“文化:中国与世界”与“观念读本”都在或有意或无意地探索这样的空间。它让学者在体制之外得以喘息,也让每一个通过一本书进入这个空间的读者受益。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何怀宏开始反省“启蒙”这个观念本身: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新的启蒙?也许是一种自我启蒙,不和其他政治派别、组织、运动联系,依靠自立启蒙,而且启蒙自我。这或是“观念读本”最根本的意义,这些常识性的观念有生命力却没有生命,除非它们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中;而一个生命自我启蒙的能量有多大,常识就会以多大的力量活下去。

  撰文/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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