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场

　　过去几十年，学者们逐渐对知识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引发了一场“知识热潮”，伯克的《知识社会史》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之一 。

　　伯克的论述并没有落入传统窠臼，像詹尼弗·奈格尔（Jennifer Nagel）那样，对“知识”的历史进行哲学式的探索，从古希腊皮浪派怀疑主义“知识”学说起，到近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知识论，再到现代的知识“内在化”和“外在化”理论，及至最后走入认知心理学这样一个脉络之中，使哲学素养较浅的普通大众对此望而生畏。同时，伯克也没有面面俱到，如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一般，按地区国别的方式，从古至今全面论述知识的发展历史，让欲简单了解知识发展的人们对此“巨著”望而却步。也没有像尤尔根·仁（Jürgen Renn）那样，举集体之功，从全球史角度，分多个部分来论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转变的过程，强调知识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让缺乏科学背景的人们误入“迷途”。

　　伯克所要实现的是从社会的知识因转向知识的社会因这一互补、对立角度来谈知识的发展历史；使“知识”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使我们熟知的东西看起来有些陌生，使自然的东西像是武断的结果；并通过描述和分析过去不断改变的体系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生活其中的“知识系统”，即通过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百态来理解知识的现代化、科学化历程。

　　《知识社会史（上、下卷）》

　　作者:彼得·伯克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6年11月

　　在上卷中，伯克横跨15世纪50年代古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到18世纪50年代狄德罗出版《百科全书》，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下卷讲述从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到维基百科盛行之间的知识的社会史。他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集体关于知识传播的行为和趋势。

　　棱镜与“消失”

　　知识传播、存储和管理方法日益重要

　　《知识社会史》（上卷）的研究集中于15世纪50年代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到18世纪50年代狄德罗主持出版《百科全书》这一时段，是一部以近代早期知识的观念为核心的欧洲知识史著作。

　　在这一卷中，伯克论述了保存和传播知识过程中，阶级、机构与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在知识的空间分布问题上，地理位置的优劣，尤其是城市对于知识的类型和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在知识的分类上，图书馆、百科全书以及课程设计等所起的模范作用；在知识的获取、占有和使用上，读者处于何种位置；以及对知识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教会与民族国家扮演了何种角色。对这些主题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知识与当时各个领域一直处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状态之中。但伯克更多谈论的是具有支配性甚至是学术性的知识形式，即近代早期精英眼中的“学问”，同时思考它与实践性的、口头式的知识之间的差异。

　　下卷的论述时段始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而终于维基百科（2001）。它保留上卷对欧洲学术性知识的关注，但更加关注多样性的知识，分别论述了知识的搜集、分析、传播和应用等实践方法；并从地理学、社会学和年代学等视角来考察各种各样的知识。

　　本卷中的特色在于，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讲述这一时期知识的丢失与分化现象，用于摆脱传统叙事中，仅以知识体的单向累积式增长为主的方式。这一现象从近年来年鉴学派所倡导的记忆史的研究中得到反映，如皮埃尔·诺拉所主编的《记忆之场》就在提醒我们，“历史正处于加速消失”的年代。很多有用的知识或真实的历史不仅会有意地消失在历史学家的宏大叙事中，同时也会自主地消散于知识体系之下；尽管我们不应对知识作道德上的判断，但却有判断知识正当性的权利和需求。因此，知识传播、存储和管理的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这正是伯克力图为我们呈现的前人伟大智慧之一。

　　集中与“反哺”

　　边缘地区创造新知识和异类观点

　　由上卷可知，近代早期的知识主要分布于欧洲国家及其城市之中，如伦敦、巴黎、罗马及分布其中的图书馆、艺术长廊、咖啡馆等。这加剧了知识日益呈现集中化趋势，而边缘地区尤其像亚非美洲地区则更多是承当被发现的角色。

　　知识分布不均衡与技术进步如通讯和印刷术的革新、交通和地理位置有着极大关系。而在下卷，伯克更为全面地考察了知识地理学的图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从微观角度重新发现了“空间”的意义，使人们认识到，知识不再是绝对客观和普遍统一的，而是深受空间、时间和社会等因素的制约。从福柯所认为的诊所是形成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到实验室、大学校园、研究所，到城市，到知识的国家化，即在国家框架之下进行知识的传授与书写活动，再到知识共和国的形成。知识社会学从重视历史，转变而为重视地理的作用。

　　伯克指出，在1750年至2000年之间，知识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多个国家级霸权中心的转移。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法国被誉为“科学世界的中心”，从1840年至1914年则是德国人称霸知识世界，这一变化也伴随着法语的示弱和德语的强势而来。二战以来，美苏曾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两大中心。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是美国一枝独秀。这种知识霸权的存在，更加验证了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提出的“马太效应”，即中心与边缘地带的知识及其拥有者所受关注的差距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伯克注意到了来自“边缘地区的声音”，充分思考知识从边缘到中心以及由中心到边缘的反向流动现象。因为在边缘与中心交汇之处，往往是文化相遇、碰撞和转向的中心地带，也是创造出新型知识和“异类”观点的重要场所。所有这些变化，以知识流动的暗潮、移民潮尤其是人才转移为标志。而“新移民”理所应当被视作边缘人物，但这一时期的“学术型移民”则被认为对流入国家起着“拉力”的作用，尤以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学者的“大逃亡”最为突出。当然，流入人才最多的国家受益最大，他们形成的强大的“智力场”往往会撬起一个新的知识革命杠杆。

　　分类与“碎化”

　　呈现专业化的知识社会图谱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信息是“生”的原始材料，而知识是经过烹调的“熟”食。我们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多时候是作为无良、无用、虚假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对于那些真正、有用且宝贵的知识则置若罔闻。《观念史集刊》2015年度获奖论文《陈酿的信息：从细节到颗粒》（Paul Duguid，“The Ageing of Information：From Particular to Particulate”）讨论的正是信息由冗到碎的过程与现象。

　　因此，伯克非常重视知识的分类问题。亨利·道当(Henri Daudin)和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等人将18世纪称作是“分类的世纪”，可见将新知识纳入何种知识框架成为这一时期的紧要任务之一。在上卷中，伯克探讨了课程、图书馆和百科全书如何进行知识分类。下卷则从知识专门化角度，由学会、期刊和国际会议、学科和专业的增加与调整等角度来阐释。后者所论反映了世界乃至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尤其是科学研究上的变化。面对各类期刊、会议和基金的评审，在SCI、SSCI、EI，甚至是CSSCI等论文影响因子的争夺更是直接关乎科研人员的命运，也证明伯克所谓知识进步需要付出代价的论断。

　　如果伯克将时段拉长至今，那么他会更加惊叹科技全球化和普及化所带来的信息泛滥，尤其是Iphone，Facebook，Twitter以及QQ和微信等新型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介对知识传播的神奇力量。我们把自己置于全球知识小网格的同时，更加封闭了自我，形成了一个独特且另类的社交圈，成为“知识的侏儒”而已。因此，就使上述问题放大化，这或许正是伯克所说的反向的趋势：知识的积累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消失所抵消，而唯有科技化是在毫无阻碍地大步向前。在书中，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谷歌搜索、维基百科，以及新媒体和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所带来的知识，伯克的论述显然非常薄弱，但为历史学家扩展知识社会史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这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尽管伯克并没有传递深刻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正如伯克所指出，这项研究更强调概念的外部历史而非内部演变，更强调思想环境而非思想问题本身，因此呈现的是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专业化的知识社会图谱，是一部知识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伯克力求展现的是不同知识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对于那些躲在遥远世界各个角落里，如实验室、图书馆、研究所里的学者的传统观念，早已相去甚远了。

　　书签

　　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三个不同起源：法国涂尔干学派对“集体表象”的社会起源的研究；美国以托斯丹·凡勃伦为首的对真理社会学的探索；马克斯·韦伯、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等德国知识分子对观念社会学的研究。

　　“知识社会学”这一术语正由德国学术群体所提出。此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陷入低谷，到20世纪60年代，通过社会学以外的相关学科，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研究以及米歇尔·福柯的哲学研究得到复兴。第一次（20世纪早期）与第二次（20世纪60年代以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浪潮之间，每一转变所采用的新研究方法都为伯克提供了更多借鉴。

　　□陈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