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不应继续回避“能否惩戒熊孩子”

　　■ 观察家

　　能在“教育惩戒权”上打头阵，是好事。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借鉴既有的成熟做法，对“教育惩戒权”充分界定，否则学校和教师也会因为缺乏规范而不知所措。

　　近日，青岛市政府发布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

　　“熊孩子”可以被惩戒，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罕见的提法。

　　教育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赋予班主任的，只是“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青岛允许“适当惩戒”无疑属于自主延伸。

　　“惩戒”不等于体罚，比如罚抄课文；体罚只是惩戒手段里的一种，但往往也是最重的那种。狭义上的“体罚”，主要是指直接接触学生身体使之产生痛苦、伤害的管教措施，包括打手、掌掴、踹踢、鞭笞等。在青岛明确“适度惩戒”内涵前，认为其会给“体罚”解禁，或是误读。

　　鉴于“惩戒”可能为体罚打开一道口子，青岛作为国内首个“吃螃蟹”者，难免会为争论者提供观点交锋的新靶子。

　　有争议，往往意味着基于“绝对是非”的共识难以达成。在可否惩戒学生问题上，当下的争论，就呈现出“各说各有理”的局面。

　　支持“惩戒”者认为，教育理论是彩色的，教育实践却经常是灰色的，把“教育是爱的艺术”窄化成“教育只能用爱心”，是纸上谈“教”。它预设的前提——“所有学生都可被感化”不靠谱，极少数学生只有惩戒才能从歧途被拉回正途；反对者则认为，主张对孩子惩戒，是教育的低级、无能与粗糙。

　　但也应该意识到，支持“惩戒”容易滑向支持体罚：觉得对极少数学生“当惩则惩”的，能拎出一堆古训来，“不打不成器”、“黄荆条子出好人”等。另外，体罚权在英、法、韩等国家都得到了承认。

　　在我国，《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明确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过，随着反对体罚声浪的高涨，很多地方又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很多学校往往“退一步”变成回避惩戒，很多教师都会有意识避免因惩戒惹来“体罚”质疑。

　　对青岛的做法，没必要急着用某种舆论正确去棒杀。它的出现意味着，教育界不再回避“教育惩戒权”。在此情景下，不妨允许地方先试点，从多元化实践中寻找最优解决方案。

　　相较之下，将“教育惩戒权”导入规范路径，才是更重要的。比“能否惩戒学生”更重要的是“怎么惩戒学生”。

　　“适当惩戒”的内涵显然亟待细化，其方式和适用条件也需要明确限定。在美国部分允许学校对学生惩戒的州，惩戒须遵循几点原则，如“善意原则”（惩戒要以帮助学生为唯一目的，不得恶意报复或虐待）、“合理原则”（处罚力度与学生违纪情节保持均衡，不得超过合理尺度），这可资借鉴。

　　如果青岛方面允许“惩戒”顺带着放开了“体罚”，那要规范的就更多了。在英法等国家，体罚学生虽被允许，但严格限制教师的自由裁量权。体罚事项要交由专门机构裁定乃至执行，不允许私自体罚，要将体罚从“人对人”变成“制度对人”；体罚也要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等。

　　能在“教育惩戒权”上打头阵，是好事。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借鉴既有的成熟做法，对“教育惩戒权”充分界定，否则学校和教师也会因为缺乏规范而不知所措。

　　□新京报评论员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