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陛下，你是美国社会永远的局外人

　　她是火了半个二十世纪的“美国精神教母”，但她连一个美国人都不是，连名字都是后来改的——安·兰德，一个俄国犹太女孩。

　　这个被历史赋予“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捍卫者身份的小矮个女人，有一双摄人心魄的黑眼睛，她一辈子深信，自己的额头上有一个“隐形王冠”。

　　但她不是真正的女王，且不说新大陆从来不需要贵族，就是她真成了偶像，有多少人又知道她的过往——一个美国社会的局外人，狂热拥护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

　　俄国的气质，美国的心

　　“除了英雄，我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

　　1940年，西方世界正在二战漩涡中，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打破一百多年的宪法习惯，第三次竞选总统，兰德首次投笔从政，为共和党人威尔基竞选奔走。当她在街角电影院里发表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演讲时，质问者喊道：“你也配谈美国？你是个外国人！”她用浓重的俄国口音回答：“我是自己选择做美国人，你不过碰巧生在美国！”

　　兰德没有“碰巧”的运气。1905年2月2日，她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中产家庭，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从1905年直至一战，反犹太暴力遍及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罗森鲍姆一家去克里米亚避难。

　　苏维埃新政权并不欢迎阿丽萨父亲这样的“犹太商人”，他也厌恶新政权，“首先，作为一个前店主，他不会被任何苏联的行业接受。其次，他也不想干……他在大罢工。”在她眼里，父亲犹如一个叛逆的英雄。

　　对英雄的渴望，将成为她此生的执念。作为一个早慧的犹太优等生，从小就渴望个人主义英雄，日后在她的小说《我们活着的人》《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书里，不断出现这样的人物：特立独行，蔑视庸俗的大众和横暴的当局，只相信自己的推理，坚信理论可以审判世界。

　　尼采的著作成为阿丽萨中学时代的读物，尼采的“超人-庸人”二分法让她产生了共鸣。上大学时，又迷上了亚里士多德，其三段论逻辑学教会她一贯性的严密思维。

　　到美国后的兰德，终生对人类理性保有绝对信任，不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她从小就爱看英雄的浪漫传奇。九岁时，她看到一篇叫《神秘谷》的故事，一个叫塞勒斯的英国步兵上尉历经艰难，带领同伴冲出被囚禁的峡谷。这个男人被描绘成一个英俊的英雄，勇敢而傲慢。很多年后，兰德的文学主人公也是这样“高大，长腿……头发下垂遮住了一只眼”的男性，包括《源泉》的霍华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约翰·高尔特。她后来对情人布兰登说，“除了英雄，我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

　　阿丽萨的精神气质是俄国的，却怀揣着美国梦。她最早关于美国的遥想可追溯到两岁半，那时和父亲并排坐在窗前看俄国第一批街车，当然不知道修筑街车线的是美国威斯丁豪斯公司，而只记得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明亮灯塔的喜爱。

　　1924年，阿丽萨大学毕业。两年后，她把打字机放进外婆送的箱子，穿上母亲的旧波斯羊皮夹克，离开了俄国。火车开走后，父亲对母亲说：“（阿丽萨）会向世界展示她是谁。”

　　阿丽萨再也没有重返俄国。她变成了安·兰德。

　　古怪的自由主义者

　　失望地站在美国舞台上

　　1926年2月19日，游轮在漫天飞雪中驶入纽约港。黑眼睛的阿丽萨在甲板上抬头仰望，看到曼哈顿的高楼刺穿天空，那是“柯立芝繁荣”的巅峰期。她幸福地哭了。

　　在纽约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21岁的阿丽萨改了名——安·兰德，无根无缘但听上去很美。

　　芝加哥只是中转站，在苏联时，兰德就狂热喜欢电影，来美国后决定去好莱坞。据说第一天就挤上了导演塞西尔·B·德米尔的车，后者给了她一份写剧本的生计。在片场里兰德认识了临时演员弗兰克·奥康纳这个英俊的美国人。她倒追他，并赶在美国签证到期前和他结了婚。

　　1929年后，美国开始了“大萧条”，兰德完成电影剧本《红色人质》、舞台剧本《一月十六日夜》和小说《我们活着的人》，为她奠定了成名之基。

　　新兴的苏联政权是当时社会热点，《红色人质》和《我们活着的人》搭上了“俄国热”顺风车，1932年环球影业以700美元买下《红》，成为兰德文学荣誉的起点。《我们活着的人》1936年出版，确定了她的政治地位——一个反苏联的演讲人。她四处接受采访，描述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

　　她从来没想过离开美国。由于舞台剧《一月十六日夜》演出成功，纽约戏剧界大佬伍兹希望该剧在百老汇上演。此时，实现经济自由的兰德，投入了从20岁就想写的思想小说《源泉》，讲述一个粗野的美国建筑天才霍华德·洛克的故事。它代表兰德想创造的“个人主义”新世界。

　　1943年《源泉》出版，恶评如潮，却不妨碍它登上畅销榜。华纳兄弟公司用五万美元买下《源泉》电影改编权，兰德自嘲，“我在一夜变成了资本家”。

　　1945年秋，《致<源泉>的读者》印制，建构了兰德的公共传奇。然而，兰德对出身闭口不谈，多数人不知道她是犹太人。那几年，读者更愿意接受《源泉》诞生时被出版社拒绝12次的故事，这是兰德“个人主义”的奋斗史。

　　声名显赫的兰德开始尝试从文学走向哲学，写下《个人主义者宣言》，把集体主义定义为“个人对团体的屈服”，年轻的粉丝团开始聚集：撒迪厄斯·阿什比、阿尔伯特·曼海姆和沃尔特·艾伯特，这些男青年都是兰德周末粉丝团的成员。

　　1946年，好莱坞充满党争气氛，麦卡锡时代开始了。兰德和朋友建立“电影联盟”，反击渗入电影界的共产主义势力。1947年10月，兰德为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发现听证会期间没人关心她的哲学，自由主义者嘲笑她的小说，把她当作右翼“晚礼服饰边”的公认成员。兰德也很失望，说听证会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奇观”。作为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她却反对党派的自由加入，在她的思想里，始终藏着暴乱祖国的意识形态碎片。

　　兰德的乌托邦

　　女王暴君死于心碎

　　《源泉》的读者平均每年新增15万人，对兰德来说，只有一个崇拜者有特别意义——纳撒尼尔·布兰登。从1950年赶往兰德的农场起，他和“女王陛下”保持了十四年畸恋，并将妻子芭芭拉和她的堂弟佩科夫以及未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转为兰德的信奉者。

　　与此同时，800多页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在1957年完成，把柏拉图、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打入新个人主义的哲学地狱。主人公高尔特最后的演讲，总结了兰德所有的哲学命题：包括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从此，她的哲学拱心石得以造就。这一年，门徒为偶像选择了“客观主义”这个词，作为兰德思想的概括，含义是，客观现实永恒不变，人类靠感知和理性可以领会。

　　在这本小说的出版上，兰登书屋的老板建议删减高尔特的演讲，兰德的回答后来成为出版史佳话：“你会删减《圣经》吗？”但反响很残酷，其中以巴克利主持的《国民评论》上的文章最甚：“老大姐在看着你。”对评论的期待幻灭，从此她的作品仅限于讲稿、杂文和诠释性册子。

　　五六十年代是兰德的黄金时代。在布兰登夫妇经纪人团队和粉丝团的包围下，兰德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公共哲学家形象。

　　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布兰登忠心耿耿地帮兰德“统一思想”，向门徒灌输兰德主义基本信纲。

　　她患上了抑郁症，变得猜忌，清除异己：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闹掰了；布兰登因为终止情人关系被开除了；与惟一的科班哲学家约翰·哈斯普斯因他不喜个人崇拜而绝交；早年的导师型密友帕特森早被她从记忆里抹去。

　　佩科夫是兰德晚年惟一安慰，他对宗师深信不疑，但兰德依然没把原属布兰登的“精神继承人”头衔交给他。

　　1979年，丈夫弗兰克去世，此后，邻居常看见“看上去像个穷苦的俄罗斯老妇”的兰德出门独自散步。1982年3月6日，兰德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

　　时光倒回圣彼得堡的岁月，童年的阿丽萨看了一本儿童书，讲述俄国女沙皇凯瑟琳孤独的少女时代。书里写道，一个算命者在宴会上看到印在凯瑟琳额头上一个看不见的王冠，预见她有辉煌的未来。阿丽萨从此深信，自己也将拥有凯瑟琳那样的“隐形王冠”。只可惜，这位女王陛下去错了地方，对于自由的美利坚来说，兰德只是一个外来的俄国犹太小女孩。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