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何以最受企业家推崇？

　　将利己发展成最高道德，兰德的学说在上世纪美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力，持续到今，从经济学家到企业家，从华尔街到硅谷，都拥有广泛的粉丝。然而，兰德只是代表了美国精神的其中一面非全部，在宗教性上同美国精神截然相反。

　　在1993年，兰德的作品首次被翻译成中文，那时起，小说、演讲、著作和评传等相继来到了汉语读书界，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二十年。

　　入世

　　为商业精神辩护

　　新京报：兰德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年，通过剧本、小说、演讲和著作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如基于个人主义的“客观主义”，肯定“利己”是最高道德，常被等同于美国精神。但此前，个人主义在美国一直存在，且支撑了美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兰德的思想特质是什么？在美国精神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许纪霖：兰德的影响是在美国，她的书主要畅销也是在美国。某种意义上，安·兰德代表了美国精神，但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美国精神和五月花号船有关系，欧洲来的新教徒，信奉上帝，移到新大陆要建立一个“上帝之城”，此乃美国精神的最初源头。美国没有贵族，而且有广袤的土地，而新教徒又有一种世俗精神，崇尚通过个人的奋斗得到上帝的恩赐。但美国精神具有两面性，一是宗教性，二是入世性，也即“入世禁欲”。兰德集中体现了美国精神“入世”的这一面，但源头还有“禁欲”，也就是宗教性，入世不是为了享受，有着强烈而神圣的使命感。但兰德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这一点上和美国精神中的宗教性截然相反。

　　兰德的敌人，第一个来自俄国的极权主义，第二个是上帝或神，所以一生都在和两者斗争。对上帝的仇视和美国不太吻合，但何以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到了后来，美国精神也慢慢发生改变，尽管还有很强的宗教性，但新教精神发展了世俗这一面，不相信眼泪，崇尚个人。兰德把这一面发展到了极致，而她的粉丝集中在华尔街，在硅谷，他们未必相信上帝，但相信自己，相信理性的能力创造财富，改变世界。

　　新京报：商业精神在美国精神中历来占据重要的位置，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对商业精神有着正或反面思考，但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今，何以是兰德的思想最受企业家的推崇？

　　许纪霖：商业精神，的确是美国精神重要的支柱，比起欧洲来，美国更有商业性，但商业一直是去伦理化和宗教化的，所以在伦理学上缺乏正当的位置。亚当·斯密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创造人类整体的幸福，但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在伦理上要有第三者的眼光，要有同情心。但兰德提出的客观主义哲学，彻底去宗教化，去伦理化，为商业精神辩护，提出利己是最高的道德。

　　兰德在华尔街，在硅谷，具有广泛的粉丝，他们从事自己的职业，拼命追求财富，在兰德那里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在兰德小说里找到了自己，拯救世界的超级精英，但这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冲突的。后者崇尚草根，相信宗教，道德观和伦理观是谦卑和诚实，但从兰德到特朗普身上，不是草根式的，而是尼采式的超人。不过，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兰德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人们虽可接受个人主义，但未必接受她的无神论。等兰德成了“教母式”的人物，人们已是各取所需，不太可能全盘接受她。

　　焦点

　　时时警惕极权的诱惑

　　新京报：兰德的两本小说《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常年畅销，所表达的思想，通过演讲和追随者的传播，在美国的经济精英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兰德的思想何以在他们当中被经典化？

　　刘仲敬：这些读者基本上是理念型的人。能懂得欣赏兰德作品的，不是一般的读者，而需要有一定的思维训练。兰德的写作风格是，每个人物都“文以载道”，是某种思想的载体。对于习惯抽象思维和思辨的人来说，这种写法令他们耳目一新，让他们感到正在跟一个强有力的灵魂对话，而这个对话者事先了解他们的思路，且总能抢先一步，比他们想得更深刻。

　　兰德不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专心研究纯而又纯的学术，而是投入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站在了热点前沿。如果不是切中热点，即使思想上很有价值，可能也不会被关注。兰德出道时，正是左翼知识分子近乎于“一统江山”的时代，从苏联出来很天真，以为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天下，但到了美国才发现并非如此。美国原先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最像知识分子的是律师、牧师和医生，而南北战争以后才大量资助学校，到一战才有了点欧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集中在纽约，跟欧洲的联系比跟美国中西部更紧，倾向左翼，跟美国传统脱节，传统的特征仍是利己发展。受刺激以后，兰德觉得美国也面临着极权的危险，觉得要做点什么，直接干预社会生活。

　　新京报：这种经典化，比如兰德思想中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得到精英群体的认同时，对美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带来了什么？

　　刘仲敬：兰德对美国的贡献是不断培养门徒。门徒在美国总人口数量上只是很小的比例，但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所占比例惊人高。这个观念的少数发挥的作用极大，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他培养出了极少数但坚决果断的核心层，而核心层又带动了不那么坚决果断但更广泛的外围。

　　但兰德的贡献，实际上有点夸大。美国人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源远流长，比兰德来美国早得多。这种传统比美国成立更早，且始终存在，但更强大的传统还有，比如基督教的社区主义和英国的辉格党传统。在二战后政府扩张的时候，兰德本身起到了作用，在六七十年代，她每次都站出来希望精英分子遏制政府扩张。但做这些事情的，不只有兰德，也不只有兰德这批人。美国的个人主义有很多流派，巴克利保守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其实更接近后来里根开创的传统，相对于兰德，他们更主流一些，尽管在大方向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在中国

　　寻找企业家精神

　　新京报：在1993年，《新个体主义伦理学》（后译“自私的德性”）被首次翻译成中文，那时起，兰德的著作、演讲和小说等陆续来到了汉语读书界，但在体系上不成系统。到2007年，“安·兰德丛书”改变了这一局面，而其中多数是首次被译成中文。是怎样的思考使你做这一引进工作？

　　汪宇：引进安·兰德的过程，于我而言，是一个必然的行为。我所处的环境，经过了早期改革开放、农村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企业的各种责任制和“经理挂帅”考核制，这中间也经历了“姓资姓社”的争议和讨论，进入到了商品经济的社会，进入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向“钱”看，是“利益挂帅”，但同商品和市场经济相关的伦理没有建立起来，而传统的伦理也不适应，且被极左破坏了。这些都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缺乏一个伦理道德的支撑，这个支撑点在传统和现实中都没有。我带着这样一个思考开始阅读，翻阅商业伦理学方面的书籍和工具书，于是在这里面发现了兰德，在它们介绍兰德主要观点的时候，我常常是眼前一亮，觉得找到了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兰德以个人伦理为基础的客观主义伦理学。

　　新京报：在这一年“安·兰德丛书”的序言中，感受到了你的惊喜，比如向学者们介绍她时，你形容自己“逢人必说，喋喋不休”。但时隔七年，到了2014年，你为《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撰序，在心态上发生了一些转变，兰德身上的局限同时进入到了你的视野。何以会有这样的转变？

　　汪宇：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了二十几年，人们对市场经济及所需要的道德伦理关系，都有了新的思考。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没达到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伦理道德的水平。

　　同时，从无到有，从冷到热，从被漠视到被崇拜，兰德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的境况也不一样了，我必然对兰德的传播也有变化，从一个“始作俑者”和“积极的倡导者”，转变到怀有一定的重新思考。这不只是个人阅历和所处的环境的变化，我作为一个出版人，一个编辑，这样的角色也必然有这样的变化。我对我传播的思想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但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兰德的伦理思想还是利大于弊，还起着比较积极的作用，而她的正面作用还没有达到高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