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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兵

带着无能为力的希望与悲伤,活在故乡

2017年02月2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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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回来的男人》
作者:小熊英二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小熊英二,现为庆应义塾大学总合政策学部教授,专攻历史社会学,相关社会科学,在书中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
《战败之夏》
作者:猪濑直树
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5月
以史料与历史细节呈现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深渊。
《中国战线从军记》
作者:藤原彰/林晓光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
一部用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天皇军队”和侵略战争的实际状态的从军记。
《驻台南日本兵1904年日记》
作者:松添节也
版本: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2016年12月
谦二庆祝出院,特地着盛装拍照(1956年摄)。
离开四十三年后重访赤塔,附近是战俘营遗址(1991年7月摄)。

  提到“日本兵”,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都和杀戮、残暴和狂妄自大有关。这三个字,仿若魔咒,以影视、文学作品为传播媒介,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之中,不时翻搅起和仇恨、复仇相关的负面情绪。

  然而,在日本社会学者小熊英二的笔下,日本兵却是父辈无法抹去的生命烙痕。它所传达的,恰是一段无处排解的人生境遇,是翻过重重险阻依然难以抵达的漫漫征途,是耗尽心力却无法抵挡的命运。

  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中,小熊英二以一名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身份,坐在父亲小熊谦二面前,听他聊起战争、死亡、生存和命运;同时以一位学者的视角,拨开历史的迷雾,追问那一代的日本人:你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远离故土奔赴战场?战争来临时究竟在想些什么?战争结束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去与归

  没有丝毫的雄壮,亦感觉不到丝毫的欣喜

  1944年11月20日,刚满十九岁的小熊谦二收到日本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若在平时,像他这样在征兵体检中“第二乙种体格”的人是不会被征召的。而在战争末期,日本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新设了大量部队,人员缺乏,同乡和同事中年龄与他相仿的都纷纷入伍。拿到入伍通知时,谦二有如释重负之感。

  11月24日,入营前一天,美军的八十八架B29轰炸机首次轰炸东京。谦二抬头看见飞机如云一般掠过上空,竟感叹一句“好美”。

  战争,对他而言的确太过遥远。谦二回忆,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始于1938年。由于《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汽油改为配给制,街头的出租车渐渐消失了。战时的物资不足造成通货膨胀,先是买不到油和鱼,后来连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开始实施配给。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军人会和町内会组织了“提灯笼游行”大会,谦二和周围的人都没参加。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军队获胜的新闻,每攻下中国的一座城市,学校教室内的地图上便多一面小旗。这些都只是惯例,心中没有悲喜,因为“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终于,这场“总是不结束”的战争轮到谦二头上。

  1944年11月25日,入伍通知送达的第五天,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小熊谦二当着送行亲友们的面,念出当时惯用的一句:“我会堂堂为国尽忠。”当时青年入伍的场面太过常见,“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只是他的外祖父伊七,在三个外孙相继病死后,听到谦二说“我出发了”后放声大哭。

  1945年初,日军战况持续恶化。3月10日东京受到美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十万人死亡。当天,谦二正在接受新兵训练,前来训话的上尉告诫他们,一旦被俘,应选择自杀。他反复思忖:那种事我办得到吗?应该没办法吧。大约五个月后,谦二从长官那里得知战败的消息,他先是懊恼,继而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

  9月25日,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今沈阳)的皇姑屯车站出发,当时他们坚信这是一辆带他们到日本的列车。事实上,日本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和军属作为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谦二所在的部队就在其中。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采伐树木、在荒野进行土木作业等。西伯利亚的冬天极寒,因营养不良或过劳而死的人随处可见,“大家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余裕去理会别人”。这些人不声不响地消失,就像“一则传闻”,“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和人类该有的情感”。谦二为了生存,将入伍时配给的日本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

  此时,还在服役的谦二收到外祖父寄来的信,因为强制疏散,位于东京的家已遭拆除。流落在西伯利亚的谦二丧失了故乡。

  1948年7月下旬,谦二终于出现在归国人选的名单里,此时,他已在西伯利亚熬过将近三年时间。一直以来将回国作为精神支柱的谦二,终于踏上悬挂日本国旗的船,“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当他来到父亲的故乡新潟,路上的村人一个都不认识,当晚的晚餐极其普通,“魂牵梦萦的归国梦想,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他心想。

  二十三岁的谦二没有等来激动人心的迎接场面,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欣喜,等待他的,是没有着落的生活。

  ■ 延伸阅读

  生与死

  滚石般的日子里思考战争与真相

  战后,日本的农村地区缺乏足够的产业基础,农村劳动人口过剩,又迎来“婴儿潮”,出现了大批无法就业的退伍士兵。加之战后通货膨胀严重,百姓一辈子的储蓄几近消失殆尽。谦二作为从西伯利亚回国的战俘,更是在求职时受到歧视,加上国内采取金融紧缩政策,经济不景气,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滚石般的日子”。

  从1949年初开始,他曾先后在“今枝火腿”公司任会计、证券公司任办公人员、帮牲口中介运猪、到外甥的点心店帮忙、制版公司做事务员、兼任采购燃料和外送薪炭。这个时期的谦二和大多数战后的日本人一样,“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拼了命地想活下去。虽然碍于生活窘迫,中学毕业后就参军的谦二居然用少得可怜的钱,买下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费尔德的《雷伊泰湾的日本舰队》。“我不想阅读日本人所写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只想阅读书写客观事实的书籍”。

  1951年,25岁的谦二因为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因肺结核去世,这无疑让他遭遇“人生最失落的时候”。因日本于1951年3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后的五年间,谦二都在结核病疗养中所度过,不仅遭受附近村民的歧视,还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肺叶摘除手术。尽管绝望,谦二从没想过自杀,“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1956年,30岁的谦二穿着唯一一套西装出院,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医生、护士和病友们聚集起来,像监狱里出现的场景那样,齐声说:“不要再见了。”

  战胜了西伯利亚的极寒和肺结核,谦二还是没能逃过生活带给他的不安感。

  1957年2月,二战开战时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就任首相。正被生活围困的谦二回忆说:“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如果论社会阶层,谦二属于“下层的下层”。如果论学历,他只是中学毕业。但他却在生活困窘、疲于奔命时,还在不停思考战争与真相。当他得知存在“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这类的论述时,他说:“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进入七十年代,当他的生活稍微安定后,他又想起1946年1月死于西伯利亚的同期士兵京坂。“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几经周折,联系到京坂的哥哥,一位曾在菲律宾被俘的日本兵。见面后,他谈起京坂过世时的情况,哥哥只说了句:“这样子啊……”但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了解这种淡淡的情绪,他们无需多言,就懂得这种悲伤远胜过语言和眼泪。

  当他将日后发表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寄给哥哥时,他回信:“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时隔四十三年后,谦二回到当初驻扎的苏联赤塔。在赤塔市民公墓,他想起那些从未上过战场就失去生命的战友,将一块铝板立在地上:“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回念过往,小熊谦二知道,能让他一直没有放弃的,是希望,“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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