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无能为力的希望与悲伤，活在故乡

　　提到“日本兵”，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都和杀戮、残暴和狂妄自大有关。这三个字，仿若魔咒，以影视、文学作品为传播媒介，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之中，不时翻搅起和仇恨、复仇相关的负面情绪。

　　然而，在日本社会学者小熊英二的笔下，日本兵却是父辈无法抹去的生命烙痕。它所传达的，恰是一段无处排解的人生境遇，是翻过重重险阻依然难以抵达的漫漫征途，是耗尽心力却无法抵挡的命运。

　　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中，小熊英二以一名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身份，坐在父亲小熊谦二面前，听他聊起战争、死亡、生存和命运；同时以一位学者的视角，拨开历史的迷雾，追问那一代的日本人：你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远离故土奔赴战场？战争来临时究竟在想些什么？战争结束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去与归

　　没有丝毫的雄壮，亦感觉不到丝毫的欣喜

　　1944年11月20日，刚满十九岁的小熊谦二收到日本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若在平时，像他这样在征兵体检中“第二乙种体格”的人是不会被征召的。而在战争末期，日本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新设了大量部队，人员缺乏，同乡和同事中年龄与他相仿的都纷纷入伍。拿到入伍通知时，谦二有如释重负之感。

　　11月24日，入营前一天，美军的八十八架B29轰炸机首次轰炸东京。谦二抬头看见飞机如云一般掠过上空，竟感叹一句“好美”。

　　战争，对他而言的确太过遥远。谦二回忆，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始于1938年。由于《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汽油改为配给制，街头的出租车渐渐消失了。战时的物资不足造成通货膨胀，先是买不到油和鱼，后来连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开始实施配给。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军人会和町内会组织了“提灯笼游行”大会，谦二和周围的人都没参加。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军队获胜的新闻，每攻下中国的一座城市，学校教室内的地图上便多一面小旗。这些都只是惯例，心中没有悲喜，因为“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终于，这场“总是不结束”的战争轮到谦二头上。

　　1944年11月25日，入伍通知送达的第五天，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小熊谦二当着送行亲友们的面，念出当时惯用的一句：“我会堂堂为国尽忠。”当时青年入伍的场面太过常见，“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只是他的外祖父伊七，在三个外孙相继病死后，听到谦二说“我出发了”后放声大哭。

　　1945年初，日军战况持续恶化。3月10日东京受到美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十万人死亡。当天，谦二正在接受新兵训练，前来训话的上尉告诫他们，一旦被俘，应选择自杀。他反复思忖：那种事我办得到吗？应该没办法吧。大约五个月后，谦二从长官那里得知战败的消息，他先是懊恼，继而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

　　9月25日，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今沈阳）的皇姑屯车站出发，当时他们坚信这是一辆带他们到日本的列车。事实上，日本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和军属作为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谦二所在的部队就在其中。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采伐树木、在荒野进行土木作业等。西伯利亚的冬天极寒，因营养不良或过劳而死的人随处可见，“大家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余裕去理会别人”。这些人不声不响地消失，就像“一则传闻”，“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和人类该有的情感”。谦二为了生存，将入伍时配给的日本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

　　此时，还在服役的谦二收到外祖父寄来的信，因为强制疏散，位于东京的家已遭拆除。流落在西伯利亚的谦二丧失了故乡。

　　1948年7月下旬，谦二终于出现在归国人选的名单里，此时，他已在西伯利亚熬过将近三年时间。一直以来将回国作为精神支柱的谦二，终于踏上悬挂日本国旗的船，“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当他来到父亲的故乡新潟，路上的村人一个都不认识，当晚的晚餐极其普通，“魂牵梦萦的归国梦想，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他心想。

　　二十三岁的谦二没有等来激动人心的迎接场面，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欣喜，等待他的，是没有着落的生活。

　　■ 延伸阅读

　　生与死

　　滚石般的日子里思考战争与真相

　　战后，日本的农村地区缺乏足够的产业基础，农村劳动人口过剩，又迎来“婴儿潮”，出现了大批无法就业的退伍士兵。加之战后通货膨胀严重，百姓一辈子的储蓄几近消失殆尽。谦二作为从西伯利亚回国的战俘，更是在求职时受到歧视，加上国内采取金融紧缩政策，经济不景气，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滚石般的日子”。

　　从1949年初开始，他曾先后在“今枝火腿”公司任会计、证券公司任办公人员、帮牲口中介运猪、到外甥的点心店帮忙、制版公司做事务员、兼任采购燃料和外送薪炭。这个时期的谦二和大多数战后的日本人一样，“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拼了命地想活下去。虽然碍于生活窘迫，中学毕业后就参军的谦二居然用少得可怜的钱，买下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费尔德的《雷伊泰湾的日本舰队》。“我不想阅读日本人所写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只想阅读书写客观事实的书籍”。

　　1951年，25岁的谦二因为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因肺结核去世，这无疑让他遭遇“人生最失落的时候”。因日本于1951年3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后的五年间，谦二都在结核病疗养中所度过，不仅遭受附近村民的歧视，还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肺叶摘除手术。尽管绝望，谦二从没想过自杀，“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1956年，30岁的谦二穿着唯一一套西装出院，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医生、护士和病友们聚集起来，像监狱里出现的场景那样，齐声说：“不要再见了。”

　　战胜了西伯利亚的极寒和肺结核，谦二还是没能逃过生活带给他的不安感。

　　1957年2月，二战开战时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就任首相。正被生活围困的谦二回忆说：“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如果论社会阶层，谦二属于“下层的下层”。如果论学历，他只是中学毕业。但他却在生活困窘、疲于奔命时，还在不停思考战争与真相。当他得知存在“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这类的论述时，他说：“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进入七十年代，当他的生活稍微安定后，他又想起1946年1月死于西伯利亚的同期士兵京坂。“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几经周折，联系到京坂的哥哥，一位曾在菲律宾被俘的日本兵。见面后，他谈起京坂过世时的情况，哥哥只说了句：“这样子啊……”但凡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了解这种淡淡的情绪，他们无需多言，就懂得这种悲伤远胜过语言和眼泪。

　　当他将日后发表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寄给哥哥时，他回信：“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时隔四十三年后，谦二回到当初驻扎的苏联赤塔。在赤塔市民公墓，他想起那些从未上过战场就失去生命的战友，将一块铝板立在地上：“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回念过往，小熊谦二知道，能让他一直没有放弃的，是希望，“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