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苇 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故事写一个序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山有水，有江有湖，中国的地方可是宽漫！自古到今，不知道出过多少奇事。”这话出自一个对大多数人而言陌生的名字，董均伦。他曾用近20年在齐鲁大地搜集故事，但由他整理的《聊斋汊子》相较当下流行的日本妖怪故事、西方精怪故事，反让国人感到生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版社仍编有不少中国故事集，民间故事、笔记小说、话本传奇中，那个广阔的中式幻想世界影响了几代人文学趣味的底色。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故事的面目在大众心中越发模糊，渐少有人执着于其背后的深与厚。

　　去年年底，当一苇在读书活动现场讲述“范丹问佛”的故事时，很多人并不理解，这样听到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为何还让她如此着迷。“好的故事在召唤我”，一苇说，“故事养活了我的内心和灵魂”。

　　民间故事应如何整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它们。我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去书写它们。”一苇最初听过的故事来自爷爷，童年里父母去田里干活，一苇便被送到爷爷那里。“爷爷是个盲人，这个世界他看不到，可当他讲起故事，我一下子就被抓住了”。

　　故事是一苇从两三岁起就接触到的有魅力的东西，也因此对她有天然的镇痛效果。大学毕业，恋爱失败，她本能地选择以写故事来镇痛。读了法国人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龙飞天外的幻想世界令她心神往之，一苇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重写童年记忆里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写着写着，她从重述爷爷讲过的神话故事转向了原创。

　　她写过很多动人的童话，也曾以赤诚的笔法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写成《绿色素描》。她书写现实世界毫不雕饰的真实，然而幻想世界有更内在的真实。这两者，奇异地构成了她写作理想的两翼。

　　2005年，一苇怀孕，她从图书馆借回的一本民间故事集被“愤青”丈夫狠批了一顿：“充满了阶级斗争和大道理，好端端的民间故事给整成这样！”

　　上世纪50年代后，国内民间故事集在编写风格和目的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一些原本富有生活情趣的故事如翁婿故事，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被改为地主与长工的故事，内容与原貌相差甚远，语言也失了土生的灵动。可以想见那些听故事长大的人们见到这番“编选”时的愤怒。

　　“你不是写童话？不如去整理这些民间故事”，丈夫说，家中书架上正放着一本《格林童话》，“不如我们也花个几十年整理一本《中国故事》”。

　　那天，有日记习惯的一苇在笔记本上写下“现在开始，为这件事情奋斗吧”。与腹中3个月大的小生命一道，“中国故事”概念的雏形开始成长。

　　好故事就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

　　故事或能听到开头便望见结尾，但人生故事不是。

　　2010年，丈夫意外离世，变故固然不幸，却也成为促使一苇着手整理中国故事的契机——痛得足够深，出于本能，她需要故事来镇痛。

　　她开始写，第一个故事还是爷爷讲的“狗耕田”。脑海中它是那样生动。但是，当已写过不少原创童话、小说的一苇将它落实到笔端，失望在敲打她，“我觉得自己很糟糕”。

　　“狗耕田”故事完满，结构和情节运转都不差，一苇相信，若故事本身没有错，那一定是讲故事的方式出了错。拿出《格林童话》，一苇把自己写的狗耕田铺开对着看，想象着若自己化身为格林兄弟，会如何琢磨故事里的语言和意象。

　　“狗忠实于二郎，这是一种永不变质的爱”。“故事情节的流转应该有音乐般的节奏，巧妙变幻，不落痕迹”。她习惯把每一个细小的思考记在本子里，约整一年，人物的对比、对话和动作终于变得“地道”，道路慢慢呈现，同时呈现的，是故事的灵魂，“它很深，很厚”。

　　和诉诸口头表演、拥有听众的故事家不同，一苇与故事相处的方式，是对着墙、对着灯、对着本子，一个人伏案默写。她是为了写而讲，当故事在眼前耳边变得立体，她才能更游刃有余地剪裁文字。她把十二生肖中老鼠耍小聪明夺头彩的故事讲给儿子听，儿子说“好听”却只打59分，因为“不爱看到老鼠得头名”。这个反馈使她觉得震撼。三年前，身为语文教师的一苇开始每周给学生讲一个中国故事，她发现相比格林童话，这些土生土长的故事更能抓住学生的心。

　　“好故事就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内核与成长相呼应”，一苇相信孩子对故事有自己的判断，会根据内心的成长规律从各种“好听”的故事中选出真正的好故事。她也相信中国故事对于中国孩子本无间隔，把人与故事隔开的是那些枯燥无味的文本和人们对这些故事真实价值的忽视。

　　就像一苇在讲“范丹问佛”时，现场有人不解，看到开头就想到结局的故事吸引力何在？一苇打比方说，凤凰被遮住了头，你看到尾巴就知道是它；一首歌已经会唱了，难道你就再不会去听了吗？中国故事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它的价值绝不是一次性的。“‘范丹问佛’这个故事，我每次回看，每次讲述，都有所得。它蕴藏着舍与得的智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哲学深思。”

　　“早知要占用这么多精力，我不一定有勇气开始”，一苇的博客里，陆续整理的中国故事已更新七年，“但一进入故事，我就忘掉了现实的痛苦烦忧，每个故事都像欢乐颂一样，带给我新生的喜悦”。

　　我用一切的思想和感情写童话

　　“与你在一起，最幸福之处，大抵就在这里吧，你总鼓励我写下去”，2017年初，一苇在博客里写下《七年》。当年夫妻两人共同的梦想，七年后成了《中国故事》。

　　同时写在博客里的是她对周作人的“相见恨晚”。周作人曾论中国故事：“改做中国古文的‘志异’等为童话，几乎近为创作，比翻译外国作品更难。”“倘若能够搜集中国各地的传说故事，选录代表的百十篇订为一册，一定可以成功一部愉快的书。”“我正在做这件事呢，周兄，你会喜欢我的书吗？”一苇隔空问。

　　比“周兄”更早，一苇说起西游和三国，不也是经过众人之口和文人之笔才逐渐变成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像董均伦那般的人在民国时也不少，风靡一时的“林兰女士”就曾最早仿照格林童话搜集中国故事。只因近代变迁打散了这条文化脉络，近年来市面上又被冠以“民间故事”名目、加了糖精却索然无味的故事充斥。好在当一苇开始重述这些故事时仍有同路人，比如一直鼓励她但偶尔也泼泼必要冷水的学者刘守华。“刘老师要求我去够一个很高的东西，他比我更有理有据地知道这些故事的价值在哪里”，一苇重复刘守华的话，“你要做好，才配得上它的价值”。

　　一苇也有纠结。是做安徒生的工作还是做格林兄弟的工作？长年累月整理中国故事，几乎完全放弃了写自己的东西。“我憋得要死，原创的根芽总想要释放出来”，她只能在谦谨整理出的故事之后加一则后记来喘口气。后来，这种纠结与拉锯终获和解，“放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后，我发现自己的原创童话写得比以前深了。最后达到和谐，那是一个美妙的状态”。

　　《中国故事》中这些传在民间的故事，在大地上生长出来，流转在庄子笔下、旧时话本和古人今人的口中，出落成土生土长的天真味道。它依然活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也必然有人仍讲得津津有味，却很容易失落在文字中。探索、寻回让它重生的方式，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重要且必要。

　　“我用我一切的思想和感情去写童话”，一苇记得安徒生的话。也有人说，是“故事选中了一苇”。如卡尔维诺让意大利童话焕发新生，一苇的整理既保持故事原貌，又以当代价值判断和儿童需求激活这些故事的中国童心。但一苇在当代对传统的重述与回望仅是个开始，它像是为根深蒂固的中国故事写了一个序。

　　道阻且长，写着序的一苇在《中国故事》的封面海报上，化成了一个渡江的人。设计师萧睿子看得更远，“让一苇渡江，让中国故事渡海吧，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笑脸。”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