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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 圣雄的复杂面相

2017年03月0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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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罕达斯·甘地
(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被尊称“圣雄甘地”,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过突出作用,同时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但在另外一些记录中,他被认为是“徒有虚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导向了暴力活动。甘地的单一面孔随着诸种传记面世,开始变得丰富。
温斯顿·丘吉尔
(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1940年至1945年和1951年至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为了挽救帝国日不落,丘吉尔可以牺牲其他政治原则,反过来,谁想拆散大英帝国,谁就要承受丘吉尔的攻击。
《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作者:阿瑟·赫尔曼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11月

  乔治·奥威尔品藻人物向来犀利独到,甘地死后备极哀荣,奥威尔却称他徒有虚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导向了暴力活动。如同《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媒体对甘地一边倒的盛赞,反而使人滋生疑虑:一个长期从事政治的人,真可以避开党派纷争,出淤泥而不染?

  学者阿瑟·赫尔曼搜检浩瀚的书信档案,揭示出圣雄更复杂的面相。早在奥威尔之前就有异议之论,印度总督韦维尔对甘地的评语是“思想狭隘”“刚愎自用”,贱民领袖安姆贝加尔称他的言行是弥天大谎,最激烈的攻讦来自于本书的另一位传主——温斯顿·丘吉尔。

  1 帝国主义的荣辱

  双人传记是个稀有题材,极其考验作者谋篇布局的能力,需要娴熟运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一位主人公的事迹告一段落后,无缝衔接到另一位身上。启蒙编译所近年出版的《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均为难得佳作,《甘地与丘吉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位传主是政治上的死对头,而且一生中仅见了一次面。

  1906年甘地请求撤销南非的“黑色法案”(内容是歧视、管制印度裔居民)来到伦敦。经过两次白人之间的战争,布尔人(荷兰殖民者的后裔)战败,向维多利亚女王效忠;不列颠政府为了安抚情绪,给予布尔人自治权,包括了制定种族歧视法案的权利,尽管这违背了大英帝国的道德原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自认为负有道义责任,建起殖民统治不单纯是抢夺市场、原料产地,也是照顾保护亚非落后民族。

  英格兰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统治印度,因为印度人不具备自治能力,需要女王的家长式管理。他们也确实做了不少社会改良,废除烧寡妇的陋俗,保护贱民等低种姓人群。相比之下南非白人狭隘排外,不与黑人、亚裔住同一个小区,不在同一间餐厅吃饭。“黑色法案”提出后,时任殖民部副大臣的丘吉尔,在办公室里接见了甘地,交谈几分钟,此后双方再未谋面。殖民部权衡再三,决定通过法案迎合布尔人,此举既牺牲印度子民的利益,也牺牲了自身的道义良心。

  阿瑟·赫尔曼指出:为了挽救帝国日不落,丘吉尔可以牺牲其他政治原则,容忍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跟工党激进分子握手言和,甚至跟斯大林达成协议。反过来,谁想拆散大英帝国,谁就要承受丘吉尔无情的攻击。

  作为印度人的精神领袖,甘地首当其冲,丘吉尔对他的称谓是“煽动家”“裸体托钵僧”,指责他奸诈,暴戾恣睢。某种程度上,丘吉尔是对的,只有少数几人看破“非暴力运动”的本质。

  2 非暴力真的非暴力吗?

  甘地有很多“非暴力”言论,有些话迂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他发表声明,敦促非洲人民要“任人宰割”;纳粹反犹屠杀的事情曝光后,甘地建议,犹太人主动把脖子送到刀口,来唤醒德国人尚存的良知。

  这些奇谈怪论很早就被历史学家挖掘出来,阿瑟·赫尔曼的书里则显示了甘地自负、傲慢的性情。在某场谈判中,总督韦维尔曾解释,没有英军维持秩序,印度各族会互相残杀,结果甘地握着拳头敲打桌面,吼道:“既然无法避免血流成河,那就给印度来一场血浴。”

  在英印各方的第一次圆桌会议,甘地因未收到邀请,悻悻地评价:“剧场要上演一出《哈姆雷特》,主角王子却没上台。”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王子哈姆雷特。1931年召开第二次圆桌会议,政府终于邀请了甘地。首相麦克唐纳在开幕词引用《圣经》的句子“狮子要躺在羔羊身旁”,期望各方和睦相处,但他自己都不能辨别,谁是羔羊谁是狮子。

  对待自己的信徒,甘地要求非常严苛。单纯从理论而言,非暴力运动要求民众坦然接受警棍、实心弹的镇压,只有真正内心坚强的人才做得到。非暴力者承担了世间的罪恶,能媲美耶稣受难的大无畏精神。

  问题是,一个识字率不到15%的民族,能理解深奥的说教吗?1921年甘地号召一次全国性的非暴力运动,结果却演变成打砸烧抢,孟买的暴民横行于大街小巷,点燃小轿车、有轨电车,砸碎商店的橱窗,将之洗劫一空。1942年非暴力运动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全国共有750座政府大厦遭到破坏,警民冲突中2500人受伤。而甘地早就预料到这么大的牺牲:“在抵抗英国统治的过程中,即使100万人因此而英勇就义,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总督以煽动暴力罪将甘地关起来,又不敢强硬对付这个瘦弱的老头。狱方给他各类报纸,配了一个秘书代处理文件,还有医生24小时保健服务,他想吃什么菜,政府都按需提供。学者保罗·约翰逊对此发出刻薄的评论:甘地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盎格鲁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

  3 甘地死于甘地主义

  事后诸葛亮地看,真正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是德军日军,甘地追随者的示威骚乱只是小打小闹。1921年、1942年的两次大型不合作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除甘地外,国大党已经别无领袖可追随。

  近代以降,印度独立之路分为温和改良、暴力革命两条路线,改良派陷入议会清谈馆无休止的吵闹,丘吉尔率领部分保守党人挫败各项自治提案,直到1937年才放开省一级的选举。革命派则自始至终占少数,他们铤而走险刺杀政要,但是每刺杀掉一个英印政府的官员,就有下一个官员替补,“革命之父”提拉克晚年感到绝望,放弃了斗争信念。

  甘地应时而生,留居南非期间,他创造性地发明出非暴力抗争模式。首先精心培训一帮“敢死队”,他们在警察殴打之下,勇敢赴死,绝不还手;其次配备后勤医疗队,给前线有生力量补血;最重要的是,邀请外国记者亲临现场。当不合作运动发起后,如果警察果断压制,那么英国会遭受国际舆论声讨;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暴力丛生,政府威信扫地。这套把戏对付布尔种族主义者不行,给英国绅士添乱,绰绰有余。奥威尔指出,甘地能成功不是他有多高明,而是对手太人道,如果换成苏联情况就两样了。

  实际上受暴行伤害最大的不是白人,当公检法受冲击后,印度教徒跟伊斯兰教徒仇杀,高种姓跟贱民仇杀,即便没有英国统治,印度本身的族群矛盾将会撕裂自己,甘地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唤起原本不问国事的庶民。

  之前无论革命、改良,都属于精英小圈子的内部活动。就政治理念而言甘地极其保守,他多次谴责工业化的弊病、消费社会的堕落,提倡苦行灵修,反对任何现代器物,妻子患病快死时,甘地拒绝给她打青霉素。但在政治实践上,他表现得如同雅各宾派、列宁主义者,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轻蔑代议制政体,直接向普罗大众发出诉求。具体到印度,宗教是动员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首陀罗(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名”)不能理解西化知识分子那套道理,只听得懂神道劝谕,底层百姓把甘地当作毗湿奴第十个转世化身,加以顶礼膜拜。

  群众的力量一旦解除封印,释放出瓶子,就无法再收回。真纳极力抨击,国大党煽动群众的做法无异于法西斯。作为英式宪政的爱慕者,他厌恶民粹手段;作为世俗化的穆斯林,他害怕印度教沙文主义。甘地本人也清楚这点:“我知道,政府唯一害怕我的,只是貌似在我控制中的民众。但英国人决不知道,我其实比他们更害怕。”因而他一面呼吁起民众的热情,上街游行,另一面又对他们的街头牺牲表示冷漠,颇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意味。安姆贝加尔就觉得圣雄对贱民是假惺惺的怜悯,斥责他表里不一。

  如果没有丘吉尔的阻挠,印度的政治精英早早获得自治权,或许就不会投靠危险的甘地路线。议会斗争也好、群众革命也好,最终目的都是民族独立。甘地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摆脱外来统治。他不蓄私财,很少照顾妻子儿女,奉公而不顾家,最终为祖国献出生命。

  1948年英国打算从印度分割出巴基斯坦,甘地说,你们这是在分割我的身体。他打算把印度总理的位子出让给真纳,以求得国家不分裂。印度教极端右翼分子刺杀了他,刺客认定甘地已经叛变,向穆斯林投降变修。甘地煽起民粹狂潮后,一波比一波激进,葬送了妥协的可能性,终于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

  □柳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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