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圣雄的复杂面相

　　乔治·奥威尔品藻人物向来犀利独到，甘地死后备极哀荣，奥威尔却称他徒有虚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导向了暴力活动。如同《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媒体对甘地一边倒的盛赞，反而使人滋生疑虑：一个长期从事政治的人，真可以避开党派纷争，出淤泥而不染？

　　学者阿瑟·赫尔曼搜检浩瀚的书信档案，揭示出圣雄更复杂的面相。早在奥威尔之前就有异议之论，印度总督韦维尔对甘地的评语是“思想狭隘”“刚愎自用”，贱民领袖安姆贝加尔称他的言行是弥天大谎，最激烈的攻讦来自于本书的另一位传主——温斯顿·丘吉尔。

　　1 帝国主义的荣辱

　　双人传记是个稀有题材，极其考验作者谋篇布局的能力，需要娴熟运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一位主人公的事迹告一段落后，无缝衔接到另一位身上。启蒙编译所近年出版的《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均为难得佳作，《甘地与丘吉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位传主是政治上的死对头，而且一生中仅见了一次面。

　　1906年甘地请求撤销南非的“黑色法案”（内容是歧视、管制印度裔居民）来到伦敦。经过两次白人之间的战争，布尔人（荷兰殖民者的后裔）战败，向维多利亚女王效忠；不列颠政府为了安抚情绪，给予布尔人自治权，包括了制定种族歧视法案的权利，尽管这违背了大英帝国的道德原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自认为负有道义责任，建起殖民统治不单纯是抢夺市场、原料产地，也是照顾保护亚非落后民族。

　　英格兰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统治印度，因为印度人不具备自治能力，需要女王的家长式管理。他们也确实做了不少社会改良，废除烧寡妇的陋俗，保护贱民等低种姓人群。相比之下南非白人狭隘排外，不与黑人、亚裔住同一个小区，不在同一间餐厅吃饭。“黑色法案”提出后，时任殖民部副大臣的丘吉尔，在办公室里接见了甘地，交谈几分钟，此后双方再未谋面。殖民部权衡再三，决定通过法案迎合布尔人，此举既牺牲印度子民的利益，也牺牲了自身的道义良心。

　　阿瑟·赫尔曼指出：为了挽救帝国日不落，丘吉尔可以牺牲其他政治原则，容忍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跟工党激进分子握手言和，甚至跟斯大林达成协议。反过来，谁想拆散大英帝国，谁就要承受丘吉尔无情的攻击。

　　作为印度人的精神领袖，甘地首当其冲,丘吉尔对他的称谓是“煽动家”“裸体托钵僧”，指责他奸诈，暴戾恣睢。某种程度上，丘吉尔是对的，只有少数几人看破“非暴力运动”的本质。

　　2 非暴力真的非暴力吗？

　　甘地有很多“非暴力”言论，有些话迂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他发表声明，敦促非洲人民要“任人宰割”；纳粹反犹屠杀的事情曝光后，甘地建议，犹太人主动把脖子送到刀口，来唤醒德国人尚存的良知。

　　这些奇谈怪论很早就被历史学家挖掘出来，阿瑟·赫尔曼的书里则显示了甘地自负、傲慢的性情。在某场谈判中，总督韦维尔曾解释，没有英军维持秩序，印度各族会互相残杀，结果甘地握着拳头敲打桌面，吼道：“既然无法避免血流成河，那就给印度来一场血浴。”

　　在英印各方的第一次圆桌会议，甘地因未收到邀请，悻悻地评价：“剧场要上演一出《哈姆雷特》，主角王子却没上台。”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王子哈姆雷特。1931年召开第二次圆桌会议，政府终于邀请了甘地。首相麦克唐纳在开幕词引用《圣经》的句子“狮子要躺在羔羊身旁”，期望各方和睦相处，但他自己都不能辨别，谁是羔羊谁是狮子。

　　对待自己的信徒，甘地要求非常严苛。单纯从理论而言，非暴力运动要求民众坦然接受警棍、实心弹的镇压，只有真正内心坚强的人才做得到。非暴力者承担了世间的罪恶，能媲美耶稣受难的大无畏精神。

　　问题是，一个识字率不到15%的民族，能理解深奥的说教吗？1921年甘地号召一次全国性的非暴力运动，结果却演变成打砸烧抢，孟买的暴民横行于大街小巷，点燃小轿车、有轨电车，砸碎商店的橱窗，将之洗劫一空。1942年非暴力运动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全国共有750座政府大厦遭到破坏，警民冲突中2500人受伤。而甘地早就预料到这么大的牺牲：“在抵抗英国统治的过程中，即使100万人因此而英勇就义，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总督以煽动暴力罪将甘地关起来，又不敢强硬对付这个瘦弱的老头。狱方给他各类报纸，配了一个秘书代处理文件，还有医生24小时保健服务，他想吃什么菜，政府都按需提供。学者保罗·约翰逊对此发出刻薄的评论：甘地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盎格鲁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

　　3 甘地死于甘地主义

　　事后诸葛亮地看，真正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是德军日军，甘地追随者的示威骚乱只是小打小闹。1921年、1942年的两次大型不合作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除甘地外，国大党已经别无领袖可追随。

　　近代以降，印度独立之路分为温和改良、暴力革命两条路线，改良派陷入议会清谈馆无休止的吵闹，丘吉尔率领部分保守党人挫败各项自治提案，直到1937年才放开省一级的选举。革命派则自始至终占少数，他们铤而走险刺杀政要，但是每刺杀掉一个英印政府的官员，就有下一个官员替补，“革命之父”提拉克晚年感到绝望，放弃了斗争信念。

　　甘地应时而生，留居南非期间，他创造性地发明出非暴力抗争模式。首先精心培训一帮“敢死队”，他们在警察殴打之下，勇敢赴死，绝不还手；其次配备后勤医疗队，给前线有生力量补血；最重要的是，邀请外国记者亲临现场。当不合作运动发起后，如果警察果断压制，那么英国会遭受国际舆论声讨；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暴力丛生，政府威信扫地。这套把戏对付布尔种族主义者不行，给英国绅士添乱，绰绰有余。奥威尔指出，甘地能成功不是他有多高明，而是对手太人道，如果换成苏联情况就两样了。

　　实际上受暴行伤害最大的不是白人，当公检法受冲击后，印度教徒跟伊斯兰教徒仇杀，高种姓跟贱民仇杀，即便没有英国统治，印度本身的族群矛盾将会撕裂自己，甘地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唤起原本不问国事的庶民。

　　之前无论革命、改良，都属于精英小圈子的内部活动。就政治理念而言甘地极其保守，他多次谴责工业化的弊病、消费社会的堕落，提倡苦行灵修，反对任何现代器物，妻子患病快死时，甘地拒绝给她打青霉素。但在政治实践上，他表现得如同雅各宾派、列宁主义者，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轻蔑代议制政体，直接向普罗大众发出诉求。具体到印度，宗教是动员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首陀罗（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名”）不能理解西化知识分子那套道理，只听得懂神道劝谕，底层百姓把甘地当作毗湿奴第十个转世化身，加以顶礼膜拜。

　　群众的力量一旦解除封印，释放出瓶子，就无法再收回。真纳极力抨击，国大党煽动群众的做法无异于法西斯。作为英式宪政的爱慕者，他厌恶民粹手段；作为世俗化的穆斯林，他害怕印度教沙文主义。甘地本人也清楚这点：“我知道，政府唯一害怕我的，只是貌似在我控制中的民众。但英国人决不知道，我其实比他们更害怕。”因而他一面呼吁起民众的热情，上街游行，另一面又对他们的街头牺牲表示冷漠，颇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意味。安姆贝加尔就觉得圣雄对贱民是假惺惺的怜悯，斥责他表里不一。

　　如果没有丘吉尔的阻挠，印度的政治精英早早获得自治权，或许就不会投靠危险的甘地路线。议会斗争也好、群众革命也好，最终目的都是民族独立。甘地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摆脱外来统治。他不蓄私财，很少照顾妻子儿女，奉公而不顾家，最终为祖国献出生命。

　　1948年英国打算从印度分割出巴基斯坦，甘地说，你们这是在分割我的身体。他打算把印度总理的位子出让给真纳，以求得国家不分裂。印度教极端右翼分子刺杀了他，刺客认定甘地已经叛变，向穆斯林投降变修。甘地煽起民粹狂潮后，一波比一波激进，葬送了妥协的可能性，终于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

　　□柳展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