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 学术界错过了他真正的革命性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罗纳德·科斯。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何以能持续增长？科斯的“交易成本”提供了备受推崇的解释。市场和政府都不完美，在协调经济时都有成本，而在那时，劳动者和企业获得了自主权，市场和政府找到了一种调和方式，掀起了被科斯和他的中国学生王宁所说的“边缘革命”。

　　但这些都不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回到科斯本身，这位特立独行者，在21岁便提出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思想，生前一直在以“真实世界”冲击、反思和批判主流的经济学。

　　科斯之思

　　理解真实世界而非黑板上的假说

　　“我与经济学家不同，他们研究不存在的抽象世界，我研究真实的世界。”晚年科斯不止一次这样回答来访者的提问。科斯本人也是经济学家，且是二十世纪经济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

　　但的确，科斯同他话中所指的主流经济学家太不一样：讨厌数学，从不使用方程和经济模型，在法学院而非经济学院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后半程。如果不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或许会被世人错过。

　　更令人诧异的是，早年的科斯并未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商科，也没有修过经济学课。同辈的经济学家，当时还在课堂上学习经济原理和模型计算，科斯通过终考，拿着学校提供的游学奖学金，已前往了美国考察企业和产业组织。现实经济使他着了迷。经济学假设“价格机制”支撑了经济运行，价格和利润支配生产要素的配置，但何以还需要企业来组织生产，还发展了诸种制度？1931年，当科斯被这些困惑迷住，他刚满21岁。前21年，他过得并不顺利，童年时饱受腿疾之苦，在腿上装上铁件，并因此进入残疾人学校。直到12岁，才进入文法学校，期间还错过了入学语言考试。

　　科斯的探索结果是，市场用价格机制调节是需要成本的，组织和制度可以减少成本，只是它们本身也需要成本。当内部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将会出现。这些观点被科斯推迟到1937年发表，提出了“市场成本”而后发展成“交易成本”。

　　科斯将游学经历归功于阿诺德·普兰特，是他帮助争取到了奖学金，并在研讨班上让做商科学生的科斯，熟悉了当时的“价格机制”理论。普兰特只算是一名应用经济学家，但他倡导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了科斯。

　　科斯在1951年离开伦敦经济学院前往美国。在1958年至1959年期间，科斯研究美国广播系统，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若采用价格体系分配波段频率，而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资源效率将得以提高，原因是价格体系会使对频段评价最高的主题获得频段。这篇文章促使了“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

　　这一研究结果，被乔治·施蒂格勒在1966年冠以“科斯定理”而广为人知。大致意思是，只要财产权明确，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有效率。令读者困惑的是，科斯此前反思的“价格机制”，何以又在这里被推崇？“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两者可正是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项研究。

　　问题得回到科斯说的“真实的世界”。同此相反的“抽象而不存在的世界”学习自然科学的假设研究，提出“理性人”和“价格机制”等，这些假设成就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但科斯选择直面现实的真实世界，比如承认人不一定理性，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不一定比企业或政府低。不管是价格机制，还是企业制度，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它们在协调经济活动时都有成本。如何在两者找到调和，找到成本更低的方式，是科斯的关怀。

　　科斯的“交易成本”、“社会成本”和被人归纳的“科斯定理”广为人知，但《罗纳德·科斯传》作者、经济学家斯蒂文·G·米德玛认为，科斯最重要的思想是他到了晚年都在坚持说的“真实的世界”。2013年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逝世。理解“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黑板上的假说，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对话米德玛】

　　他不怕用自己的方式反对潮流

　　新京报：科斯注意到“交易成本”时仅21岁，同辈经济学家还在学习大学经济学课程。一个并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青年，为何会提出影响经济研究的革命性方法论？

　　米德玛：科斯未受过常规的经济学训练，但事实上反而受益于此，不被经济研究的限定方法所束缚。他1937年发表的《企业理论》提出“交易（市场）成本”，同当时的研究文献只强调“价格机制”不同。他研究产业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而是深度的工厂案例研究（分析它们的经营和管理文件等），了解这些工厂何以那样经营，管理制度的存在理由及正负面作用等。正是这样，科斯才发现调节经济活动的，不只是价格机制。

　　所有的文字中，科斯都未使用方程或数学模型。他的职业生涯中，数学方法恰好是在经济分析中兴起并占到了前沿位置。科斯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得不说，这成就了他。

　　当然了，偶然的机遇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学校要求他完成学制内的课程后，再做一年的本科生，他拿着奖学金到美国做了企业的调查工作，若非如此，他可能永远不会写《企业的性质》。如果不是芝加哥大学一群经济学家强烈否定他的《联邦通讯委员会》（1959），他就不会写《社会成本问题》来捍卫并详述自己的观点。

　　新京报：科斯用现实的案例研究直面更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黑板经济学”所设想的高度抽象且不存在的世界，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方式，但为何只有“科斯定理”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

　　米德玛：你提到了科斯职业生涯中一个巨大的讽刺。让科斯成名的“科斯定理”，实际上同他追求的经济分析法背道而驰。“科斯定理”契合了当时（指上世纪60年代）主流经济分析法的观念，即市场能解决人们认为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而非是现实的。科斯本是表明，完美的市场运作完美，完美的政府也运作良好，但实际上，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他的目标是研究两者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抽象数学模型中的它们。

　　尽管“科斯定理”不是科斯的本意，但还是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原因有二。第一，它借鉴了经济学的标准市场模式（指“完美市场”），引起经济学家的共鸣，比如可建数学模型。第二，它被引申到了政策上。在一些观点看来，市场自身能解决污染等“外部效应”，他们偏爱市场方案而反对政府干预，而定理表明了，市场可以解决以前被认为需要政府纠正的问题。相反，赞同政府干预的观点，将“科斯定理”变成反驳的靶子，他们认为不能将污染交给市场处理，而需要政府管制。两者都曲解了科斯，但“科斯定理”的吸引却正是来源于两者的思维定式。

　　新京报：最受关注的“科斯定理”也常被抽象或模糊描述，制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位置也未受足够关注，科斯的整体思想更是被抽离。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传记作者，在研究科斯的过程中，你怎样去尽量完整地理解他？

　　米德玛：是啊，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包括法学者，因为法律也被“科斯定理”影响）仍不能领会科斯的真实意思，毕竟他们没有花时间阅读科斯的更多著作。老实说，我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写《科斯传》的时候，跟他们持相同的观点：他就只是“提‘科斯定理’的人”（the Coase theorem guy），这一定理可能是革命性的观念，事实证明确实是。但当我涉猎科斯更多的著作，才意识到自己并未理解科斯，学术界一直误解了他，错过了他真正的革命性思想。我读得越多，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如此。

　　我最欣赏科斯的是他的无畏，不怕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不怕反对潮流。他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完美且细致的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常常发表了大量论文，但他不是。他的经济研究方法更费时，要花的时间比平均的学术研究多得多。论文发表的压力，在经济学家和科斯之间拉出一条鸿沟，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来自高度常规化的经济学、数学乃至物理学等毕业生，不愿追随科斯的研究方法。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