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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认为,如果把非紧急救援部分从急救体系中剥离出来,北京市院前急救的呼叫满足率将明显提高。此外,他还提出,将北京各医院的院内车辆纳入北京急救体系之中,一旦出现重大公共性事件时,由北京市卫计委对全市所有急救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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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院前急救系统引关注
2015年11月,“南航急救门事件”引发公众对北京院前急救系统的关注。北京是目前全国少有的有两个急救系统的城市。今年3月1日,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四审方才通过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开始实施。
《条例》中明确,北京市卫计委为北京市院前急救服务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管理院前急救服务活动。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卫计委正在配合市相关部门起草关于深化北京院前急救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北京市院前急救体系将发生哪些变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谈2016年挂号新政
去年36个知名专家团队接诊9万病人
新京报:2016年,北京实施了一系列的挂号新政,比如非急诊全面预约,普通号不限号,找知名专家需要层层转诊,这些在北京22家市属医院都实现了吗?效果如何?
方来英:从22家市属医院看,现在这些医院服务的患者80%是预约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习惯通过预约这种手段,去接受医疗服务。
新京报:有些号好像很难约到,预约能保证都挂上号吗?
方来英:对于稀缺医疗资源,预约并不能解决增量问题,原来100个号,预约后还是100个号。但是对于大部分专科,以及所有的普通号,基本上是能满足需求的。大家说的挂不上号,是少部分的专业号和少量的专家号。这部分怎么解决?就需要我们推动分级诊疗,依靠不同层级的转诊去解决。
新京报:北京推出知名专家层层转诊后,有人问,以后看知名专家是不是更难了?
方来英:知名专家是稀缺资源,稀缺资源就必须研究它的分配方式。过去的分配方式,靠耗时排队,靠挂号费区分。这些都会起到资源分配的作用,但稀缺医疗资源最核心的分配依据并没有体现,而这个核心的依据就是病情,病情是否需要知名专家治疗。
新京报:去年有多少人通过这种转诊看上了知名专家?
方来英:去年,北京三甲医院36个知名专家诊疗团队,大约完成了9万多病人的诊疗任务,其中有9000人最后是由知名专家来进行诊断治疗的,剩下没有得到知名专家进行治疗的病人,我通常说,“首先,应该恭喜你,你的病不重,按照目前的治疗方案,就OK了”,这对病人来说,其实是福音。另一方面,对知名专家来说,通过筛选,可以提高他们的服务效率,为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服务。
新京报:2016年底,曾有传言,2017年北京各大医院的诊疗费要全面上涨,是真的吗?
方来英:中央政策说得很清楚,对居民来讲,政策落地要能承担、能承受,社保、财政也一样,得符合中国现在发展阶段的国情。另外,我们要看到,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实力增强,人们所得到的公共服务是进步、增强、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去担心这种传言,更何况这不过是个传言而已。
谈院前急救
逐渐将非紧急救援从急救体系中剥离
新京报:今年3月1日起,《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开始实施。这个《条例》实施后,北京的院前急救会有哪些变化?
方来英:我觉得首先政府责任更强化了。大家可以从北京今年的预算安排中看到,对于院前急救领域,包括车辆更新、拓增,预算中都有体现。同时,我们正围绕标准、规划、通行优先,做一系列的设计,这也是一个变化。另外,也是我们在做的,就是将非紧急救援从院前急救体系中剥离。
新京报:为什么要做这种剥离?
方来英:我们分析,在北京的几种院前急救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属于非紧急救援。比如一个出院病人,他坐不起来,那么唯一能提供担架、运输服务的,就是救护车。我们还曾遇到搬家这样的呼救需求,屋子里搬空了,就一个老奶奶瘫痪在床,没有别的车能搬。
这是客观的现实需求,但这和突发心梗病人的急救是不一样的。这就属于非紧急救援的范畴,如果把这部分需求从院前急救体系中剥离出来,就意味着,院前急救资源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能提高到什么程度?
方来英:过去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北京的急救呼叫满足率只有85%左右。这个数字并没有真实反映北京急救的现状,它包含了非紧急救援的满足率。如果我们把非紧急救援剥离出去,紧急救援呼叫满足率能达到90%以上。
院内车辆将被纳入急救体系
新京报:对于120,999,两个号码并存的局面,《条例》实施后,今后是否会有改变?
方来英:120,999,都是城市的生命线,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怎么按照《条例》要求,根据现实具体情况,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一旦出现重大公共性事件,需要把这个城市的急救资源全部整合起来,这种整合不仅包括999,120,还包括院内资源。
新京报:北京各医院院内救护车有多少?都在做什么?
方来英:和急救车数量差不多是1:1。这些车辆,一方面用于运送需要转院抢救的特殊病人,运送血浆、以及某些特种药品等,另一方面承担了医院的特殊保障任务,比如在汶川地震中,在北京奥运会保障中,很多院内救护车都参与其中。
新京报:将来,院内车辆也会被纳入急救体系吗?
方来英: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遇到大事件的时候,需要对全市所有资源进行有效调度。而《条例》中明确规定,卫生计生委要承担起这种调度责任。
新京报:如果将院内车辆纳入急救体系,车上配置能满足急救的需求吗?
方来英:目前,各医院救护车上基本配备都能达到要求,但因为之前的工作任务不一样,在某些配置上有一定差异。比如说,我们的120现在车上都有GPS定位,院内车辆因为主要活动是为院内提供服务,对GPS没有需求,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配置。
新京报:院内车辆纳入急救体系后,日常怎么管理?
方来英:日常可能会分层级管理。院内的部分车辆,日常情况下,执行院内的任务,重大事件时,接受统一调度。
救护车提供搬抬服务在做各种政策设计
新京报:《条例》还提出,救护车上要配担架员,这个能实现吗?
方来英:中间肯定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在配,也在做各种政策设计。我们认为,配担架员,它的核心目的是提供担架服务。我们考虑,司机、医生、护士能不能提供担架服务,如果能,他们需要怎样的身体条件,相应的绩效分配怎么处理,这些方面都在做设计。
新京报:就是说,提供搬抬服务,并不一定要增加人员?
方来英:会增加人员,但也不仅是单纯增加人员一条路。
新京报记者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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