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黑飞监管难代表建议“实名制”

　　去年年底，玩了4年多无人机的摄影爱好者陈梓卖掉了自己的最后一台机器。对于工作和生活在北京二三环之间的他来说，“飞一次”的成本有些高——他至少需要开车一个小时，跑去六环外的郊区起飞。

　　“飞机越来越多，管控可能会越来越严”，不断发生的无人机威胁民航客机安全事件，让陈梓觉得卖掉无人机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据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发生了多起无人机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的事件。在昆明长水机场，还曾发生无人机飞行离空中客机仅50至70米、甚至闯入跑道区域的险情。

　　目前，大多数消费级无人机涉及“黑飞”（未经过登记批准的飞行），监管也难以落地。新京报记者还通过调查发现，有商家通过安装破解模块，即可突破禁飞限制。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至少有4名全国人大代表都提出了有关加强无人机监管的建议，涉及到建立行业标准、完善相关法律和规定、实名制购买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长梁志毅表示，无人机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实施犯罪，对安全构成潜在而现实的风险挑战。他建议建立起无人机实名登记制度，加强监管。

　　“飞无人机像放风筝”

　　无人机技术日趋成熟、市场日益庞大，安全等问题被忽视

　　2013年底，陈梓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无人机。彼时，技术成熟的消费级无人机刚刚面世不久，对许多摄影爱好者来说，这种挂着镜头的多旋翼遥控飞机还是新鲜物件，它能让使用者从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世界。

　　事实上，在无人机成为专业摄影人士的新宠之前，它就已经是航模圈里的一员了。玩家们从网上买来进口的配件，自己动手组装后放飞，比赛飞行高度和距离，以此为乐。

　　2013年夏天，还在广州读大三的王晓就曾自己组装过一台6轴无人机，从机身、电机到遥控器、显示屏，装备一套完整的设备大约需要3万元，在当时，这种自制的无人机抗干扰能力弱，飞行稳定性差，常常飞丢。

　　和现在的高清摄像头不同，航模爱好者们并不在意拍摄的效果，他们为组装机挂上摄像头，多是为了判断飞机所在的位置，只有少数有商业用途的飞手们，才会为飞机加装较为专业的照相机。

　　正是因为“重飞不重拍”的原因，早些年间，这种组装的无人机还只是在航模圈内流行，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也更谈不上有人管。

　　在陈梓和王晓的印象中，无人机真正走入公众视野，来自于《爸爸去哪儿》等综艺节目中的亮相，2015年2月，歌手汪峰在章子怡的生日派对上用一架无人机送求婚钻戒的新闻更是吸引了寻常百姓的眼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从2015年起，随着消费级多旋翼无人机技术越发成熟，其价格也变得“亲民”许多，3000元左右，即可买到一款高清航拍无人机，最高可以飞到500米的高空。一些原理相同的玩具无人机，售价只需几百元。

　　消费级无人机的销售数量也数以万计，目前占全球70%市场份额的大疆，2015年全球销售60亿人民币，2016年，全球销售额达到100亿人民币。3月4日，其仅在天猫官方旗舰店的各类无人机月销量，便已超过5200台。

　　陈梓当时供职于一家浙江媒体，那时，无人机几乎已经成为摄影师们的标配，一个小小的社区活动，也会用飞机去拍几张图。

　　一时间，带有高清航拍功能的无人机，就像是能飞的相机，迅速在摄影圈火了起来。“大家眼里，飞无人机和放风筝差不多”，陈梓说，很少有人意识到当中涉及的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限飞与禁飞

　　相关部门逐渐重视无人机管制，通过技术手段“反制”

　　今年1月中旬，一段由无人机在空中拍摄民航客机降落的视频流传网络，一些民航从业者认为如此近距离拍摄严重威胁客机飞行安全。

　　警方调查称，一名袁姓男子在位于萧山机场约8.5公里处起飞无人机，升空至450米，航拍过程10多分钟，包含了多架途经的客运飞机。据这段视频显示，其系大疆一款便携式无人机拍摄。

　　目前，技术成熟的消费级无人机都需要GPS定位系统导航飞行，飞机在室外起飞时，会自动接收卫星信号。在操作飞机所需要的手机软件中，厂家都会将机场等重点区域和特殊区域设置为禁飞区，正常情况下，禁飞区中无人机无法启动。

　　不但如此，无人机也无法从禁飞区外飞入禁飞区，有玩家尝试发现，当无人机到达禁飞区边缘时，飞行软件上便会出现警告，飞机好像遇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只能在原地悬停。

　　有分析认为，萧山机场事件发生的一大原因在于，无人机设置的禁飞、限飞区域和机场划定的净空区不一致。截至目前，大疆已经更新了各地的禁飞、限飞区范围。

　　除了机场周边，为了避免飞行风险，大疆在重要政府机关、监狱、核电站等敏感区域设置了限飞区。这些区域边界向外延伸100米为永久禁飞区，完全禁止飞行。

　　在北京，这一永久禁飞区域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30公里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已经覆盖各个机场的净空区，在地图上看，这个圆形禁飞区几乎涵盖六环内的所有面积。

　　全国两会前夕，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公告，3月1日至16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飞无人机等12类“低慢小”航空器，3月1日0时起，相关无人机厂商的禁飞设置就已作出了调整。

　　针对无人机日见增多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也逐渐重视在重大节庆和活动期间的无人机管制，并使用技术手段进行“反制”。

　　今年2月9日至12日福建泉州元宵灯展期间，当地设立了无人机禁飞管控区，为此，公安部门不但在花灯展区设立观察瞭望哨，还成立了无人机反制小组，反制器通过干扰无人机操作信号，阻断操作者的控制，迫使无人机自动安全降落。

　　除了临时性的管控措施，在北京等地，无人机需要实名制购买，以大疆无人机为例，北京的授权代理商每销售一台，都会对机身唯一的标识码和购买者身份证号进行登记，并报备相关部门。

　　被“破解”的禁飞区

　　有商家为无人机加装禁飞区破解模块，改写GPS坐标

　　虽然一些无人机厂商会设置了禁飞区，但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破解无人机限飞区的商家。

　　在某二手货品网络交易平台上，有人打出广告，宣称只需安装一个模块，便可以破解多个型号的大疆无人机的禁飞区。

　　多名卖家表示，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模块价位不同，以大疆基本款的精灵3系列无人机为例，加装一个破解模块需要千元左右，可以淘宝发货或者当面安装，半个小时就能装好，将模块拆下后不会对机器本身产生影响。有卖家嘱咐，“不会有问题的，别去部队飞就好，北京玩这个的很多。”

　　其中，多个卖家的宣传图片中，还配有无人机在夜间飞行的图片，图片里五环路的路牌暗示，无人机的起飞地点位于北京的禁飞区中。

　　近日，根据一名卖家提供的地址，新京报记者来到了位于朝阳区成寿寺路的飞态创新（大疆创新北京实体授权店）。上百平米的店铺由一间仓库改造而成，分为办公区和展示区，一进门，一名工作人员便将记者带到办公区后方的展示区。

　　在展示区靠墙的展台上，摆放着各类型号的大疆无人机，工作人员指着其中的几台称，这些都是已经加装了破解模块的样机，其原理就是通过程序来改写GPS坐标，改装后，飞机传给系统的坐标并非其实际所在的位置，从而“骗”过系统，在禁飞区起飞。

　　加装破解模块也十分简单，只需将飞机外壳拆开，将导线连接的模块接入飞机导航系统的插口即可，安装后，飞机的稳定性和自动返航等功能完全不受影响。在一些机型上安装的模块仅有指甲盖大小，并带有开关，不用时关掉模块，飞机一切如常。

　　为了证明破解是有效的，该工作人员拿起一台改装过的精灵4无人机，带着记者来到室外测试。在店铺门口的空地上，该工作人员将无人机和遥控器分别打开，遥控器的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无人机的定位位于太平洋上某一点，而遥控器的定位显示在北京，此时，无人机的电机可以正常运转。

　　这名工作人员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飞丢”的状况，也不用担心，飞机可以自己返回起飞点，而这个起飞点是针对实际的起飞位置，所以还是会回到起飞的原地。

　　据其介绍，大疆现有的无人机中，唯独便携式的“御”还没有解开，其余的机型都已经可以破解。其中M600的破解模块是定位到河北唐山附近，其余都是定位到太平洋上。

　　“我们以前也不敢卖，就是从去年开始，私下偷偷来卖。到现在起码卖了一百多个了。”这名工作人员称，一台飞机安装需要四十分钟，加上调试一个小时基本搞定。

　　因为全国两会在即，北京全境禁飞无人机，这名工作人员显得十分谨慎，“你要想装，要等16号以后了，就算你17号一早来，我们都可以装，现在查太严了，店里师傅都不敢做。”

　　监管缺失“黑飞”盛行

　　人大代表建议设无人机行业准入制度，实行实名购买

　　去破解禁飞区模块的都是什么人？上述工作人员称，以剧组和摄影工作室为主，剩下的就是一些发烧友。

　　一名圈内人士也透露，少数进行商业拍摄的团队和个人，会破解的禁飞区模块，以方便在六环内的商业航拍，但这些人基本都是老飞手，明白“哪里不该去”，而一些个人爱好者，则会在市内的公园中飞。

　　朝阳公园的一名清洁工和居住在附近的市民证实了上述说法，在公园南北大门内的空地上，偶尔能看到航拍机的身影。也有飞友曾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航拍过颐和园的雪景。

　　据了解，即使是未经破解的无人机，在因天气等原因无法连接到GPS信号时，也能在禁飞区起飞，但此时，飞机的稳定性会变差，市区内的各种干扰很可能让无人机失去控制。而对于一些组装无人机和玩具无人机，基本不存在技术性上的禁飞限制。

　　据王晓和陈梓观察，“越界”飞行的飞手只是极少数，身边玩无人机的朋友们，基本都会去六环外的郊区飞，在一些飞友群里，成员们对于个别人关于如何才能破解禁飞区的提问都噤若寒蝉，取而代之的是，飞友们的相互提醒，呼吁自律，倡导维护好飞行环境。

　　但即便如此，大家也都明白，在非禁飞区的飞行，依然可能涉及“黑飞”。

　　无人机如何才能不“黑飞”？理论上讲，第一，人员要有航空器驾驶执照。第二，航空器要有适航证书。第三，要申报飞行计划。简单说来，即驾驶员、航空器都需要有资质，此外，还需要获得飞行管制部门对空域的审批。

　　按照2016年7月11日，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发布《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重量在7千克以下的无人机，无须对驾驶员进行证照管理。市面上目前的消费级航拍无人机，重量基本都在7千克以下，也就是说，飞手不需要取得驾驶资质即可飞行。

　　但是，第二、三条要求难以达到，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针对无人机的适航标准，此外，在空域方面，2016年9月中国民航局空管办出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指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仅允许在隔离空域内飞行（即为无人机划设的专用空域），隔离空域由空管单位会同运营人划设。而这样的空域目前并不存在。

　　虽然“买来就玩”可能涉及到“黑飞”，但在实际操作中，极少有人因为“黑飞”而受到监管和处罚，“只要不在禁飞区和敏感地区飞，就没人管。”基本已经成为大多数飞手的共识。

　　“如果我们算黑飞，那一些政府部门用于行业监测的也应该算。”已经卖掉自己无人机的陈梓觉得，民用无人机的监管还没有跟上无人机的发展形势，他希望有更多的规范出台，而非一刀切的禁止。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至少有4名全国人大代表都关注到了民用无人机的监管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长梁志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建议设立行业准入制度，从源头上统一民用无人机的技术标准，并且实行一机一码，实名购买的措施，此外，民航等部门也应该出台空域管理规定，明确“哪里禁飞，哪里限飞，需要什么资质。”

　　梁志毅认为，这些监管措施，最终还需一部详细、可执行的法律法规。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起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目前针对无人机的管理规定，还都比较薄弱，无人机驾驶员的管控培训、生产企业的标准以及对于“黑飞”的处罚等存在着不详细、不落地的问题。

　　张起淮曾撰文指出，当前急需一部专门的法律，明晰生产者、销售商和使用者的责任义务，对各种大小、用途不同机型给出明确的使用区限，让购买者周知并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才能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对症下药。

　　（文中陈梓、王晓均为化名）

　　A14-A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力 实习生 刘经宇 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