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绝响？我没有答案

　　近几年，67岁的葛兆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不免感叹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他确实在2008年做过眼部手术。可读《余音》，仍不难读到他每天看书的场景。2013年底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就忍不住对着余英时送来的新书《论天人之际》，一口气看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不知不觉窗外飞雪，再抬头已白茫茫一片。

　　《余音》中，晚清、民国一代学人在潮流变迁与思想动荡中，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他看到另一种颜色，“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对于学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葛兆光的观点并不乐观。余音绕梁，但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似乎要袅袅远去了。

　　传统→撕裂

　　当代学者已远离真正的传统

　　1977年，葛兆光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他27岁。在此后的几番学术热潮中，葛兆光很快寻找到了学术方向，从80年代起，他研究佛教和道教，在90年代就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并转向更广泛的思想史研究。

　　作为“文革”后第一代学者，葛兆光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环境有深刻的关联。经历过那场“革了文化的命”的浩劫，人们开始反思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要求重视文化史研究的呼声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80年代“文化热”由此兴起。它背后更深层的现实关怀，是那一代人对于政治、对于社会走向的深切关注——因公开谈论政治的空间有限，他们以传统文化来讨论现实政治。

　　到了环境大变的90年代，学术史、思想史又成为学者谈论现实感受的另一条路。晚清、民国时期一批曾被政治遮蔽、忽略、被边缘化的学人被热衷讨论，王国维、陈寅恪等学问专精、思想矛盾、情感复杂的学者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葛兆光的读书笔记中，这些学人的身影和思想片段陆续出现了。葛兆光并不全然认同他们的思想，更让他有所触动的，是这些人内心的痛苦。比如他笔记中的顾颉刚，就在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时代“徘徊到纠结”。不止顾颉刚，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动荡时代，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在新旧经验、秩序和知识之间，在难舍往昔传统与承认开放之必需之间，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但正是在政局多变、刚启蒙又救亡的时代，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传统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一批后世无法复现的杰出学者结群出现。

　　半个多世纪后，当葛兆光踏入学界时，面前却犹如一片空地。他曾将自己那一代学人比作“天生石猴”，无法可依，也难循规蹈矩。幸运的是，他的老师是阴法鲁、金开诚那一代学者。尽管难逃内心的撕裂，但是，“他们不会像‘文革’年代把传统的都视为‘四旧’，也不像现在很多人对传统隔膜”，“他们都睁眼看过世界，骨子里对世界上的好价值都是接受的”，葛兆光感慨。

　　在他看来，这些老先生们像是从晚清民国延续下来的最后一代学人，虽也卷入时代洪流，但只要环境给他们自由空间，他们还会表现出学者的良心。相比之下，当代学者与古代传统、五四传统之间的撕裂，显然，“这不是搞搞诗词比赛、读读《弟子规》之类就能改变的”。

　　价值→陷落

　　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

　　从1984年研究生毕业至今，葛兆光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课。他坦言，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的冲击，青年人对政治、对社会的关心与共识不断被冲淡。大学教书人还要跟中国年轻人脑子里的被教科书规训的一些东西做“搏斗”。

　　“这是一个态度？”谈及当代青年人对社会现实的冷漠，有青年记者曾追问。

　　“这是一个价值，”葛兆光回应。大家都习惯了弯着腰，站起来会怎么样呢？

　　更多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陷落。2004年，学者赵园在政协会议上发出“救救人文学科”的呼吁。类似的呼声在那几年也登上《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对全球性的人文学科危机忧心忡忡。葛兆光套用《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一个蔑视人文学科的幽灵，似乎已经在全世界徘徊”。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后，重视实用价值的商业化社会逐渐形成，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文研究也多有限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已有人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年，人文学者们还能洪亮而有力地追问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而近些年，葛兆光面对着更具体的人文学科的失落，只能越发感到无力。

　　“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他在文章中直接而怅然地批判市场、体制、政治、媒体等对于学界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前有句话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是中国之大，根本就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

　　尽管如此，他仍在自己不平静的书桌之上撰文讨论如何拯救人文学科，强调学者的自省和回归底线：人文学科要建立专业的知识基础，同时人文学者还需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介入公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话题。

　　这不仅是一种呼吁。2007年，葛兆光转至复旦大学并筹建复旦文史研究院，希望效仿民国时期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和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曾任教的清华研究院，在当代开拓“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方向。

　　与之同时，在互联网不断更新国内传媒方式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公共领域的发声一直未断。近些年，他参与讨论“中国”、“国学”、“传统文化”等在当代有争议性的概念，对社会政治的观点直接而有力，比如，“我绝不接受有人说‘文革’有可取之处”。

　　长居上海十年，京沪学界风气不同，少了北京学界的“侃”的习惯，葛兆光深感能深谈的朋友不多了，此时写下《余音》，“也是一种对过去的纪念吧”。

　　无解→问答

　　这个学界会好吗？

　　葛兆光所纪念的，是怎样一种过去？

　　是晚清民国时期大家成批出现、新旧碰撞的时代，还是上世纪80年代人文学者一呼百应、影响公众的曾经？又或是人文学者还在做当做之事，还能尽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的往昔？

　　有另一种理解，细腻地铺展在《余音》中。那是一个学人在激荡的转型时代，在各式各样思潮中，寻觅“道”之所在的过去。在那里，吴宓、陈寅恪那样的人于内心撕裂中，仍在追问人为何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与否”并非玄谈，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原来社会价值系统的解体引发意义危机，导致人们实实在在的困惑。就在此时，实用主义被引入中国，并逐渐失却哲学意味成为工具主义，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

　　合上《余音》，人们会恍惚，这种过去已有百年之久，但似乎并未过去？至少，当那代人寻道之余音散去，他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却延续至当代，衍生出这个时代学人内心的四分五裂。由此，不难理解葛兆光在书中对于陈寅恪书信、诗集格外细腻的琢磨。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所缠绕纠结的难解情结，因学人之理性难以在学术中宣泄，终于“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直教他联想到一个意象：“啼血”。

　　“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

　　葛兆光实在不知道要怎么答。但他知道，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作为当代学者，更让他深受触动的是，无论是在陈寅恪的年代还是他所处的当代，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竟是一般乖蹇，两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因之有一种相似的、无计排遣的悲哀。

　　无解的问题不止一个。一次记者问出“这个世界会好吗？”，葛兆光又一次真诚地给不出答案。他只能以反思学术史后的痛苦追问，提出另一个问题作回应——“这个学界会好吗？”

　　很多年了，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反复出现，“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余音“回放”之前，序言最末一句，葛兆光如是写道。一位当代学人最真切的怅惘由此展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