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一个时代的资源(1)

　　书斋孤灯下，葛兆光多次地读陈寅恪、吴宓那一代人的日记、书信、诗歌，有时对其中人事感到大有可说，有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他从其中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如翻读那个时代的一本账。宽容着他们身处巨变时代时的情感纠结，感佩着飘摇之中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立场，当他以随笔抒写着一个当代学者从中寻到的余音，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两代学人内心世界的遥相呼应中，真切地理解两个时代？

　　《余音》中纪念的前贤

　　杨文会 沈曾植 王国维 陈寅恪 顾颉刚 吴宓 袁同礼 潘光旦 罗常培 周一良 杨联陞 黄仁宇 庞朴 金开诚 章培恒 朱维铮

　　读日记因其真实

　　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时代的变化

　　新京报：听说你很爱看前辈学人的日记，看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梳理学术史，但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人生百态。在《余音》序言中，你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感慨让人印象深刻。

　　葛兆光：很多人都爱看日记，是因为日记很真实。尤其是那些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日记，往往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那一代人的生活、读书和心情，比如杨联陞的日记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宴饮交游、打牌下棋，甚至连他患病期间被电疗、半夜梦呓，什么都有，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历史。当然，像胡适那样有意识地把日记当作自己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历史档案，留给后人评说的，可能里面确实有些有意留存和选择，但你也很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特别像胡适这样一个处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中心的人的日记，从这里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那群人物的往来活动，你看看胡适日记涉及多少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多重要！几乎就等于是整个时代历史的一本账。

　　新京报：从日记中看出过往学人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需要很多细密的功夫，具体来说，你是如何读这些日记的？

　　葛兆光：当然，看日记也很费力，有时候你要辨认潦草的笔迹，像邓之诚日记影印本，很多地方不好认，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挺难的；有时候你还要耐心地搜寻有用的资料，也就是老话说的披沙拣金，或许你看了老半天，可能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我看杨联陞日记，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他记的都是吃了什么菜肴、见到什么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也许没有史料价值。当然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也有用。我也从里面看到当时的哈佛教授生活还是比较闲适的，不光比同时代的中国教授好多了，就是比起现在的哈佛教授来，也轻松得多，从这里知道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你看日记，还要有同情心来理解写日记的人，像吴宓的日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吴宓真纠结真啰嗦，也真别扭。但是，你把他放在一个剧变的大时代里面看，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你把他的整个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也许你对他纠结的私人情感会有宽容，而更多地感佩他在政治、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立场，这很不容易。所以，看日记既要像历史学家搜寻史料，也要感同身受有“同情之了解”。

　　新京报：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学人的日记，比如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改造时期的日记、“文革时期”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的日记，对于这一类动荡、敏感时代的日记，后人都会感兴趣。如果不考虑保存等现实情况，你对这百多年间哪个时间段的日记更感兴趣？

　　葛兆光：哪一段的我都感兴趣。晚清民国思想巨变，学术转型，这时的学者日记可以看到新旧转换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变化，也可以看他们面对巨变的复杂心情；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学者日记里，可以看到在新政治环境中，挣扎与纠缠的学者心态，以及学术研究是怎样主动或被迫适应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革”时期，看上去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被迫停止，那么，这个时代原本应当“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干什么，想什么？这很值得了解，因为世界史上很罕见有这样一个破弃学术的时代；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进入学术界，可以从学者日记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步步走入学术界的足迹和身影。每个时代的日记都很有用呀。

　　新京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些日记对你考察学术史的帮助？

　　葛兆光：当然，我看很多日记，会摘取一些学术研究有用的资料。比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大本里面，就有关于东北史、朝鲜史和日本东洋学家满鲜之学的资料，你可以知道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的研究，除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也曾经受到日本学界如稻叶君山研究的刺激，又比如里面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汉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就和北汉、契丹历史研究有关，很值得再重新讨论。当然有时候看到他们在日记里面，私下评论学界轶事，也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吧，比如1948年金毓黻评论邓之诚，就说他“自视甚高，俯视一切”，对时事“颇多揣测之论，往往以一隅之见闻推论全体”；而夏鼐在1937年的日记里面，则记载当时的向达先生抨击顾颉刚很“阴险”，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培养自己势力，和傅斯年作对。这些当然近乎八卦，但是在考察学术史的时候，也还是有用的。

　　新京报：最近还在读谁的日记吗？

　　葛兆光：我最近在重新看一遍《夏鼐日记》，想看看一个当年被傅斯年那么器重的考古学家，为什么没有跟着傅斯年走，也想看看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和学术有没有大的转向，更想看看他在历次运动中如何度过劫难，仍然作为大陆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在学术上有所成绩。特别是我注意看他在1949年后，怎样看海外学术变化，从日记里看，他始终能读到外国的专业期刊，这一点很奇怪吧？我也要看看他“文革”前与“文革”后几次出访外国的情况，看他怎样理解海外学术，以及如何向海外传达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换句话说，我是想通过夏鼐的日记看看新中国学术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史。

　　新京报：除了日记，要了解学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看什么？

　　葛兆光：如果研究学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者的论著。但为了知人论世，要了解学者本人的所想所思，那么，看日记就很重要了，除了日记之外，我觉得书信、诗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学者的书信，像台湾出版的《傅斯年信札》三大册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加入学术史。此外像陈垣、陈寅恪的书信，也有很多学术史上不能不知道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邮件，电话可能也没那么方便，学者常常手书通信，在书信里，朋友之间嘛，往往可以敞开来说，因此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看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些学术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反复看《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我觉得，老辈学者真是心都在学问上，你仔细看，里面就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值得继续开拓的课题线索。

　　此外，你还可以看学者的诗歌，老话说“诗为心声”，论著严谨，有时候冷冰冰，但是诗歌却是有温度的，它常常曲折含蓄地表达一些内心想法，比如，你看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歌，“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陈寅恪对风气变化看得多深刻，“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对时局有多敏锐的预感？你读这些诗歌，就可以体会到，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记忆力惊人的博学教授，钱钟书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中西书海里面呈博炫才的书呆子，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学者同样有欢乐有苦闷，也有悲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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