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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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孤灯下,葛兆光多次地读陈寅恪、吴宓那一代人的日记、书信、诗歌,有时对其中人事感到大有可说,有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他从其中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如翻读那个时代的一本账。宽容着他们身处巨变时代时的情感纠结,感佩着飘摇之中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立场,当他以随笔抒写着一个当代学者从中寻到的余音,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两代学人内心世界的遥相呼应中,真切地理解两个时代?
《余音》中纪念的前贤
杨文会 沈曾植 王国维 陈寅恪 顾颉刚 吴宓 袁同礼 潘光旦 罗常培 周一良 杨联陞 黄仁宇 庞朴 金开诚 章培恒 朱维铮
读日记因其真实
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时代的变化
新京报:听说你很爱看前辈学人的日记,看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梳理学术史,但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人生百态。在《余音》序言中,你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感慨让人印象深刻。
葛兆光:很多人都爱看日记,是因为日记很真实。尤其是那些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日记,往往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那一代人的生活、读书和心情,比如杨联陞的日记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宴饮交游、打牌下棋,甚至连他患病期间被电疗、半夜梦呓,什么都有,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历史。当然,像胡适那样有意识地把日记当作自己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历史档案,留给后人评说的,可能里面确实有些有意留存和选择,但你也很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特别像胡适这样一个处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中心的人的日记,从这里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那群人物的往来活动,你看看胡适日记涉及多少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多重要!几乎就等于是整个时代历史的一本账。
新京报:从日记中看出过往学人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需要很多细密的功夫,具体来说,你是如何读这些日记的?
葛兆光:当然,看日记也很费力,有时候你要辨认潦草的笔迹,像邓之诚日记影印本,很多地方不好认,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挺难的;有时候你还要耐心地搜寻有用的资料,也就是老话说的披沙拣金,或许你看了老半天,可能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我看杨联陞日记,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他记的都是吃了什么菜肴、见到什么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也许没有史料价值。当然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也有用。我也从里面看到当时的哈佛教授生活还是比较闲适的,不光比同时代的中国教授好多了,就是比起现在的哈佛教授来,也轻松得多,从这里知道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你看日记,还要有同情心来理解写日记的人,像吴宓的日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吴宓真纠结真啰嗦,也真别扭。但是,你把他放在一个剧变的大时代里面看,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你把他的整个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也许你对他纠结的私人情感会有宽容,而更多地感佩他在政治、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立场,这很不容易。所以,看日记既要像历史学家搜寻史料,也要感同身受有“同情之了解”。
新京报: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学人的日记,比如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改造时期的日记、“文革时期”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的日记,对于这一类动荡、敏感时代的日记,后人都会感兴趣。如果不考虑保存等现实情况,你对这百多年间哪个时间段的日记更感兴趣?
葛兆光:哪一段的我都感兴趣。晚清民国思想巨变,学术转型,这时的学者日记可以看到新旧转换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变化,也可以看他们面对巨变的复杂心情;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学者日记里,可以看到在新政治环境中,挣扎与纠缠的学者心态,以及学术研究是怎样主动或被迫适应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革”时期,看上去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被迫停止,那么,这个时代原本应当“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干什么,想什么?这很值得了解,因为世界史上很罕见有这样一个破弃学术的时代;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进入学术界,可以从学者日记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步步走入学术界的足迹和身影。每个时代的日记都很有用呀。
新京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些日记对你考察学术史的帮助?
葛兆光:当然,我看很多日记,会摘取一些学术研究有用的资料。比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大本里面,就有关于东北史、朝鲜史和日本东洋学家满鲜之学的资料,你可以知道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的研究,除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也曾经受到日本学界如稻叶君山研究的刺激,又比如里面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汉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就和北汉、契丹历史研究有关,很值得再重新讨论。当然有时候看到他们在日记里面,私下评论学界轶事,也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吧,比如1948年金毓黻评论邓之诚,就说他“自视甚高,俯视一切”,对时事“颇多揣测之论,往往以一隅之见闻推论全体”;而夏鼐在1937年的日记里面,则记载当时的向达先生抨击顾颉刚很“阴险”,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培养自己势力,和傅斯年作对。这些当然近乎八卦,但是在考察学术史的时候,也还是有用的。
新京报:最近还在读谁的日记吗?
葛兆光:我最近在重新看一遍《夏鼐日记》,想看看一个当年被傅斯年那么器重的考古学家,为什么没有跟着傅斯年走,也想看看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和学术有没有大的转向,更想看看他在历次运动中如何度过劫难,仍然作为大陆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在学术上有所成绩。特别是我注意看他在1949年后,怎样看海外学术变化,从日记里看,他始终能读到外国的专业期刊,这一点很奇怪吧?我也要看看他“文革”前与“文革”后几次出访外国的情况,看他怎样理解海外学术,以及如何向海外传达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换句话说,我是想通过夏鼐的日记看看新中国学术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史。
新京报:除了日记,要了解学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看什么?
葛兆光:如果研究学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者的论著。但为了知人论世,要了解学者本人的所想所思,那么,看日记就很重要了,除了日记之外,我觉得书信、诗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学者的书信,像台湾出版的《傅斯年信札》三大册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加入学术史。此外像陈垣、陈寅恪的书信,也有很多学术史上不能不知道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邮件,电话可能也没那么方便,学者常常手书通信,在书信里,朋友之间嘛,往往可以敞开来说,因此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看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些学术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反复看《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我觉得,老辈学者真是心都在学问上,你仔细看,里面就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值得继续开拓的课题线索。
此外,你还可以看学者的诗歌,老话说“诗为心声”,论著严谨,有时候冷冰冰,但是诗歌却是有温度的,它常常曲折含蓄地表达一些内心想法,比如,你看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歌,“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陈寅恪对风气变化看得多深刻,“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对时局有多敏锐的预感?你读这些诗歌,就可以体会到,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记忆力惊人的博学教授,钱钟书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中西书海里面呈博炫才的书呆子,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学者同样有欢乐有苦闷,也有悲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下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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