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一个时代的资源(2)

　　（上接B03版）

　　以随笔写尽感受

　　写不清楚白话，就愧对五四了

　　新京报：你写学术史随笔的原因之一，是否是想对思想史本身进行反思？你在书中提到，思想史有时候会“成王败寇”，有时似乎只写成功的故事，所以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和思想被忽略了。而且，为什么要用随笔的方式写出这些故事？

　　葛兆光：没错。《余音》一书是随笔方式写的学术史故事，也是透过学术史看思想史的变化。之所以我用随笔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术史上的人物，他们除了教书写作，也有生活，也有感情，在特别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也有痛苦。如果完全用学术论著的形式，不能很好地表现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是我想，能不能让更多的读者爱看，能看进去，能理解？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学者里面，有很多人是用“两支笔”在写作的，什么叫“两支笔”呢？就是一支笔写严肃规范的学术论著，一支笔写带有感情的随笔散文。因为，有的社会观察、现实关怀、人生感想，不太能在学术论著中表达，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从“文革”过来，对政治和社会又有深切的关怀，怎么办，就只好在随笔里面表达，所以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界中人，就常常写一些有感而发的随笔。

　　这些随笔也包含了严肃的思想史内容，我常常觉得学术史里面，有被过度拔高的，有过于凸显的，有占据主流的，但也有被遗忘的、被贬低的、被边缘化的，这些遗忘、贬低和边缘化，有时候不仅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的事情，这些思想史上的事情，又常常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呈现出来，写在他们的日记里面，所以，用随笔方式更加能够表现我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包含着我们的学术理想和社会关怀的文章，能够给更多的人看。

　　新京报：采取学术随笔的写作方式，是否还与你出身中文系有关？

　　葛兆光：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专业不同。喜欢用这种随笔方式写学术史故事，更多是我自己的有意选择。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研究史学史，毕业论文是史学史的研究，甚至还写考据类的文章，并不常写感性很强的随笔。

　　之所以会采取这种随笔写作方式，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时代变化和自身环境的反思，要通过比较感性的文字表达感慨，也许还受到海外历史写作风气的影响。你知道，20世纪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像《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就让大家觉得，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只有一种面孔板板的写法？后来像史景迁的作品，也让我们感到历史是否也可以讲讲故事？历史“History”，本身就是他（或者她）的故事嘛。我前几年出版《想象异域》那本书，其实一开始也是想写异域对中国观看的几个故事的，那样的历史写法，是不是会让历史著作读者更多一些？读者更多一些，你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经验，不就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吗？

　　我非常反感一些学术论著，拿了自己也没想明白的理论和概念拼合文章，似乎写得缠绕生涩才显得深刻，好像你写得清晰明白就变得浅薄了。有人对梁启超、胡适就有这种看法，觉得他们不够深刻。其实，当年梁启超的新民体、胡适的白话文，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没有清晰明白的脉络，没有“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他们会影响一代人吗？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从推广白话文开始？为什么说白话文运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国语和国家的形成？为什么民国时期教科书规定用白话？如果现在连白话都写不清楚，就愧对五四了。

　　其实，对历史论著“写法”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大事，我的《中国思想史》导论强调“思想史的写法”，有人批评说，这把历史变成了文学。其实他没有理解，所谓“写法”的改变，其实会引起整个选择材料、观察角度、观念表达的变化，并不只是一个写作的问题。

　　当学者身处时代

　　天才成群地来，也可能成堆地死

　　新京报：现代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都是现代学者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开始怀念以前传统文人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融学识？

　　葛兆光：时代不同了，现代的学术研究，确实需要领域明确，方法专门、规范严格，这是必须的，我自己也鼓励我的学生，先做好专家，然后再求当通人，先从小口子进，然后再从大口子出。我不赞成那种一开始就想象自己为博学通儒的做法，如果没有学会走就想飞，这会害年轻人的。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所谓活跃人物，他们爱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个基础研究，或者，他们根本看不起所谓“小道末技”，这是很糟糕的风气。

　　当然，文史哲不分家是对的，但要注意，并不是说现代的文史哲不分家，而是说传统中国的知识里面，原本没有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界限，特别是研究古代中国，你必须理解这一点，不要用现在学科的分野来割裂传统的资料，也不要简单地用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概念去套古代的知识。你说《史记》是历史，但是好奇的司马迁笔下不也是好的文学吗？你说《诗经》就是文学，但研究先秦历史不也要从《诗经》里面找资料吗？你说《周易》是哲学，可是古代哪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毋宁说《易经》就是占卜技术和知识，《易传》里面确实有那个历史环境下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但它未必是哲学。一个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贯通文史哲无疑是必要的，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做起。以前我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要求我们从文字音韵训诂开始“认字”，从版本目录校勘开始“识书”。

　　问我怎么看这种（对于通融学识的）怀旧？我觉得怀旧一定是对现在不满。怀念那个时代的博学鸿儒，其实更多的是表达对当下思想状况和学术状况的不满，但是，未必是要让学者回到顾炎武、钱大昕、沈曾植的时代。所谓“知识碎片化”，其实主要还是所谓人文“知识”的结构组合方式变了，从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变成了现在的文史哲三门，过去横着切的，现在竖着切，从过去看现在，确实是割裂了。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学科一些老师，本身知识零碎，缺乏通识，钻牛角尖，把人教成“饾饤”的问题，这主要是没有整体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也没有扎实读书做基础的功夫。

　　新京报：不少学者讨论过当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钱理群在去年的“精神三部曲”就提到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在你写到的这些学人中，你更倾向于哪种与政治相处的方式？

　　葛兆光：我曾经提到过，学者当然有社会责任与现实关怀，但是方式并不一样。余英时先生曾经表示“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也说过，我当然有现实关怀，从“文革”走出来的这一代人没有人不关心现实，但是我“不与政治现实近身肉搏”。为什么？这就像周一良先生说的“毕竟是书生”，我们只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们可能对现实政治有感觉和体会，它在刺激你如何选择学术课题、研究方向、解释模式，但是我们做的还是学术，学术有学术的纪律和边界。特别是现实政治里面水太深，作为学者根本不具备穿透政治深水，解决社会弊病的能力。所以，我最近写的一本书里也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当下的国家、政治和思想问题，只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却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当然，我钦佩那些能够参与政治、直面社会、振臂一呼的学者，但是，这个时代也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的学者，学者的学术研究，一样可以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资源。

　　新京报：说到“天才成群出现”的年代，把时间段放长，大多数人还会想到春秋战国、盛唐时期，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特质，但问题在于学人有没有自由的空间。

　　葛兆光：其实，春秋战国和盛唐时代不一样。所谓现代中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时代，古今中西在互相冲击震荡，本来正是思想阐发与学术研究最有意义、最有空间、最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时候。你想呀，如果一个时代很繁荣，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危机感都没有，大家都幸福感爆棚，不是小确幸，而是大确幸，那就醉生梦死好了，就像我说的盛唐时代是“盛世的平庸”一样，它和既充满危机感又充满可能性的战国时代不同，盛唐时代，留在我心中的意象，始终是像饮中八仙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前程千帆先生说那时的他们是“八个醉的”，其实，这个时代反倒可能是“平庸”的。

　　当然，充满冲突、矛盾、变化的时代，如何可以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样，产生真正的思想与学术？我想，正如你说的要有“自由空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给学者自由环境和思考条件，那么，怎么能让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存在？所以我在《余音》的序言里说，如果没有自由环境，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成堆地死，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