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家的眼光和修辞

　　现代世界被民主构造出了一种秩序，也因此留下了诸多困惑、不解或迷茫。它在使个人权益获得极大满足之时，也在让所有人处在一种竞争逐利的焦躁不安之中。“平等社会”的来临似乎并没有消灭不平等，反倒使试图去超越于他人的欲望变得更为强烈。

　　在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先后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的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一书中，托克维尔向法国乃至整个世界去介绍美国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似乎是一种有别于法国自1789年以来所实行的那种不再可能有专制君主存在的民主制度，在这中间，人民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人，他们在生活的社区之中积极体现着自己的价值，把古希腊的民主观念真正落实在自己带有功利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但托克维尔笔下所写的美国并非美国自身，而是他更为熟悉的欧洲或者法国。

　　作为一名当代法国政治学者，吕西安·若姆试图去追溯托克维尔这位政治学家其思想形成的轨迹，以反省当下所处的法国或者欧洲。通过对托克维尔两部最为重要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全新的探索式阅读，特别是对前一本书的上下卷不同版本乃至手稿本的比较分析，而揭示作为一个可以和马克思、尼采以及弗洛伊德这样一些现代怀疑论者比肩齐名的托克维尔其真实的写生像。将近四百页的著作《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都在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挣扎在保守与自由之间

　　显然在今天，托克维尔成了受到左右两派政治思想家都会排斥的对象。对于持一种右派立场的人而言，托克维尔属于不折不扣的进步论者，借助《论美国的民主》而声称一种人权、进步以及政治上的道德诉求。托克维尔对于这些都似乎持接受与肯定的姿态。为此，右派人士会称其为“作恶者”；而同样，左派似乎也不满意于他的作为。迁怒于托克维尔所强调的自由乃是任何经济发展基础的论调，而且他也似乎在暗示借助于物质的享受而实现人人平等。但是，托克维尔一样在担心，且无法真正去面对一种在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欲望的过度膨胀这样的难题。也无法应对来自左派的有关于在一个平权的社会中的中央集权、细致的规章条例以及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普遍性监视回归的那种困境。

　　对这两派而言，托克维尔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中间道路上独自行走的斯芬克司，让人充满了各种的迷惑，同样也让作者若姆迷惑不解，而称这是“自由的贵族源泉”，是因为贵族文化的传承者的恐惧所致。但无论怎样，若姆有一点是说对了，托克维尔有着一种道德家的眼光和修辞，由此而透视出来人类自身社会所具有的挣扎和混淆。人不再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左右着自己的命运，而转去相信并臣服于与自己同类的人的统治，这时，不见有君主存在的专制主义也便悖论式地存留于自称是自由的社会之中。

　　作为昔日法国贵族团体中的一员，托克维尔无疑处在一种保守与自由的选择性挣扎之中。他因此而想成为一位他极为陌生的社会的医生，为此冲口说出，“因为我不是民主的敌手，所以我愿意真诚地谈论它。人类绝不会从自己的敌人那里获得真理，而人的朋友也不会向他提供真理；因此我才将它说出口”。这样一种多少带有自傲口吻的表白，对于那时已在欧洲本土以外轰轰烈烈展开的追逐平等观念的热情而言，将是一盆突然泼上来的冰水，不过这既是一种阻碍也是一种提醒，他要借此而去补救一种平等之恶，也就是一种基于平权而造就下来的集权，这恐怕是基于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创立之初所未曾真正预料到的，而作为贵族的思想家他热切期待着一种“温和的专制主义”。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无疑是畏惧一种所有人平等的现实，他作为一位贵族的道德家深信，“随着平等的增长，对平等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难于满足”。

　　“社会性权威”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

　　19世纪30年代初，在基于新教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游历经验使得托克维尔总是在思考同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拥有了舒适的物质生活的美国人仍然看起来如此不安”，他清楚地注意到那时的法国会有高的自杀率，但是美国却是有更高的精神错乱疾病发生。换言之，优越的物质生活也一样带不来个人层面的精神安宁。这个问题由他自己做了一种回答，在托克维尔看来，原因或许便是在消除了社会中的特权的种种障碍的同时，却无意之中引入了一种所有人之间的竞争。

　　1879年的法兰西无疑是为贵族制以及君主制的覆灭唱起了挽歌，但无疑一种社会混乱的气氛也在一瞬间出现。换言之，人们在把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国王送上断头台之时，实际也由此而剥夺了社会当中原本就存在着的节制手段。人们会因此而有比原来获致满足的更为强劲的新欲望涌上心头，毫无止境可言。托克维尔为有此观察而心存焦灼，尝试着用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途径对旧制度和大革命做一种彻底的替代。这种新自由主义会更为强调一种托克维尔政治观念意义上的权威，即社会性权威。这种权威保障了社会可以有一种基本的生活秩序的存在。

　　新英格兰之行让托克维尔真正看到了美国社会中一种由分散权力所带来的人民主权意识的地方性的实现，在这其中，最为重要者还在于公众行使真正权威的方式，这种权威若使用不当便可能会出现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而如果行使得当，便成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公共舆论，甚至是一种引导人们行为的公共信仰。这里遭遇到了隐藏于托克维尔书中却未曾为人所清晰意识到的社会政治问题，那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于完全由国家来代表的专制的危险性的担忧，转为对存在于人民主权在统治自身时的一种自我护卫方式上的专制的担忧。

　　他的幽灵对现代人而言难于摆脱

　　这些潜伏在人民主权之中的危险以及托克维尔的担忧，被一个多世纪之后的若姆看成是托克维尔身上所留存下来的贵族文化的反映。似乎在托克维尔的心底，或借《论美国的民主》的写作而隐藏了其骨子里的、对于可以平衡保守与自由的两种对立趋势的一种君主制的回归。这里由此而出现了两种的专制形式而非一般人误解的两种民主。一种便是在1840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所称谓的作为集中起来的凌驾于所有彼此平等之人身上的有似霍布斯所说利维坦一般的力量的制约，这种巨大的外在力量“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守护力量”。而在此之前的1835年所刊发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维尔对于这种专制所强调的乃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基督教引入的稳定性因素以及美国人的行为与影响自己的方式，这些实际是在讨论一种具体化了的专制权力。

　　而《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所论及的专制则是一种社会对其自身的压迫。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一种更为宽大、温和的专制，“它使人未受折磨便陷于堕落”。这种看待专制权力的看法便与他五年前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之间出现了一种断裂。或者说，在间隔了五年之后，托克维尔似乎改变了一种对于社会秩序的提问方式，开始去思考“专制主义变成了关心国民的安逸舒适的和极端中央集权的受托国家”这样的问题。

　　对此，若姆说得也干脆：“托克维尔的思想中的确并不存在两种民主，而是存在两种专制，一种是君主专制，另一种则是民主专制，后者并不是另一种民主，而是民主的堕落”。而此种民主必然是建立在一种更为自然与坚固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特别强调的乃是“一切皆平等”这一点，对每一个人而言都变得无可抗拒和反驳，关涉到了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却又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由此而在社会之中再也不见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个性以及因材施教的柔性文化的施展，都挤在了一个平台上去做竞争，到达同一个目的地。这种局面恰恰也是托克维尔在对以美国民主为代表进而去反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对于那种未来民主的担忧。这使得未来的民主成为一种斯芬克司之谜，难于有一个确定以及前后一致的解答呈献给这个世界，这就是肉体已经死去了的托克维尔在精神上最为担忧之处，因此也就在思想上变得更显深刻，在此意义上，他的幽灵一直存在着，并且对现代人而言难于摆脱。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延伸阅读】

　　《论美国的民主》

　　作者：托克维尔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3年2月

　　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相隔5年。上卷是阐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下卷以美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民情为背景分析了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同时，与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类似问题作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