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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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山”地处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人大多都在憧憬“新中东”,黎巴嫩的战争却鲜有人问津。而就在这片篮球场大小的“军事安全区”内,一群稚气未脱的年轻士兵的生命悄然逝去。作为21世纪初中东地区一系列战争的序幕,南瓜山,连同这些生命,早已被世人遗忘。
1998年初,年仅十九岁的马蒂·弗里德曼随战友一起,被遣往南瓜山。他经历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在身边爆炸,经历过黑夜里待命时漫无边际的等待,“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理解——有时你会感觉无法承受,就是希望有事情发生,不论什么事情都行。这样你就可以扣动扳机,释放心中堆积的压力”,马蒂·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
2000年5月,在以色列国内反战运动的推动下,以色列军方决定从边境撤军,南瓜山的岗哨被炸成碎石尘土。留给马蒂·弗里德曼和他的战友们的,是对自己曾交付生死的反复质疑,还有对那段无人记得的战役、仓皇青春的思索。
“严肃的非虚构文学或许是我们的最后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深陷政治泥潭,聪明人已经开始转向书籍、从那些专业且独立的创作里,寻找对世界更为深入的理解,至少我这么认为。所以为什么不乐观点呢?”
马蒂谈论在虚假新闻泛滥的当代,具有严肃性和文学性的非虚构作品该如何存活。
重新讲述战争
哪怕所有人忘了,我们不会忘
新京报:你多次思索自己被卷入的这场战争,最终得出结论是:它只对你和你的战友有意义。作为一名征召入伍的军人,从何时开始,哪个转折点让你转变了先前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马蒂·弗里德曼:当兵时,我对我们执行的任务想法简单:保卫边境。我那时觉得对于这场战争的批评是错的。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事情远比此复杂——这是作为一名士兵的普遍想法。
2000年战争结束之后,除了我们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人记得它。几年过去,当我目睹了“9·11”和后续美国对中东发起的一系列战争,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见证了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正是因此,我的这些经历可能对很多人有用,不只限于参与其中的一小撮士兵。
新京报:战争带给你的变化有哪些?又如何塑造或重塑你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观?
马蒂·弗里德曼:我的军队生涯教会我很多事: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行,友谊的重要性,承担责任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很享受这段经历——当然没有。但在守卫边境的那些年,哪怕是自己承担的一点小角色,我都为自己骄傲。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我都没有放弃。
新京报:战争如何影响你对生死的态度?
马蒂·弗里德曼: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很年轻,以为自己不可战胜。时至今日,当我快四十了,而且做了父亲,才理解万事万物的脆弱,理解军队里生与死之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含义。一毫米,一刹那,一个决定你去这里而不去那里的上级决定,都会左右你的生死。我在书中提到,多年之后,当我在一间安然无事的房间里讲述它们,我才为年轻时的自己感到后怕。这种感觉很难形容。
以文字做纪念
人可以化悲剧为善美
新京报:何时决定将自己在南瓜山的经历付诸笔端?哪些事件或生活中的转折促使你写下这个故事?
马蒂·弗里德曼:差不多十七年前,2000年的春天,我从军队退役,那时决定南瓜山的故事应该写成书。我尝试着写,但因为太过年轻,对这些事件没有什么看法,所以结局自然不理想。随着岁月推移,年岁增长,慢慢有了经验。四五年前,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那时我做记者已经有段时间了,也出版了一本书。这一次,事成了。
出版《南瓜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故事不只关于以色列,而是很大程度上诠释了21世纪的世界。现代战争的诸多面向,都脱胎于我当兵时所见证的那段时期。当然,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事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一个年轻人被迫离开故乡,被置于一个让他困惑又危险的境地。我希望那些对以色列和中东提不起兴致的读者,这本书也有一定意义。
新京报:这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抵抗公众的健忘。什么造成了大众对南瓜山的普遍遗忘?
马蒂·弗里德曼:这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刚刚出版,你所说的确实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提醒以色列人铭记这些事件,为这件事的重要性据理力争。尽管除了以色列之外,我不会责备任何不关注它的人。因为中东极为复杂,冲突仍频繁发生。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以色列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去关注南瓜山,或者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冲突。但我希望在《南瓜花》里我能提供关注它的原因。
新京报:你采访了许多曾在南瓜山驻守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如何搜集相关材料和进行采访的?什么事给你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马蒂·弗里德曼: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我采访了一个兵,他就会给我另一个兵的电话号码,而另一个兵又会给我下一个人的邮件地址,以此类推。采访的时候,我会带上我的录音笔,有时候也带上我自己的照片——为了唤起他们的记忆,因为我问的事大多年头太久。我和他们聊上几个小时,回到家,抄录整理好采访录音。到最后我的采访记录差不多有几百页。
至于印象最深刻的——很难抉择。这个故事涉及非常多的人,他们曾克服艰难险阻,拒绝放弃,顽强到近乎固执。非要选一个,我或许会选书中一个重要人物阿维的父母Yossi和Raya Ofner。每年他们会以纪念阿维的名义,带队徒步旅行长达几周,数千人参加。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教和身份背景。这个项目很了不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人可以化悲剧为善美。
“移民”回到故乡
看遍繁华世界,以色列才是故乡
新京报:你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生,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定居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移民到以色列?移民到以色列前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马蒂·弗里德曼: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就移民到以色列了。尽管加拿大是个友好热情的国家,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你依然是少数,主流的文化并不容纳你。我想回到以色列,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大多数中的一员,我的假期和节日才是国家的节日,我的宗教和大多数人一样。犹太人总被当做少数,经常被迫害,所以今天我们能有属于自己的居住地很幸运。当然,我也爱这个国家本身——风景,阳光,沙滩,语言,人民。以色列人虽然不如加拿大人那么礼貌,但他们很热情。因为国家不大(仅800万人口),有时候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自从22年前来到这里,我再也没想过搬回加拿大。
新京报:兵役结束后,你在希伯来大学研究伊斯兰教。为什么选择伊斯兰教作为研究方向?校园生活最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
马蒂·弗里德曼:选择研究伊斯兰和中东,是因为我在南瓜山当兵的经历。我来到以色列那年只有十七岁,对中东的想法非常简单,之后我作为军人被送到黎巴嫩,发现那里远比之前想象的复杂。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试图去了解。以色列人上大学比较晚,他们已经服过兵役,对待自己的课业都非常认真。这和在校园里享受时光不一样,是非常务实的,这点有些像美国的大学。
新京报:作为记者,你曾到访埃及、摩洛哥、黎巴嫩、莫斯科、华盛顿。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你如何与自己的多重文化身份共处?中国对你而言意义何在?
马蒂·弗里德曼:这本书能找到中国的出版方和它的中国读者,表明这个故事有跨越文化界限的普遍价值。出版中文版的《南瓜花》是迄今为止我写作事业的巅峰,这话毫不夸张。每每想到这个小故事万里迢迢,游遍世界,我的喜悦就溢于言表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我足够幸运,能看遍世界的繁华,但我并不喜欢四处游荡。以色列才是我的故乡。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作者:(以色列)马蒂·弗里德曼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大方 2017年1月
《南瓜花》有四个部分:年仅20岁就牺牲的战友的传记,关于战争的军事分析,自传和游记。马蒂希望在《南瓜花》中完成几件事:描述一段时期,让读者信服它至关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关注这些人和他们曾驻守的南瓜山。四个部分都指向这个目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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