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那年，我走入一场被世界遗忘的战争

　　“南瓜山”地处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人大多都在憧憬“新中东”，黎巴嫩的战争却鲜有人问津。而就在这片篮球场大小的“军事安全区”内，一群稚气未脱的年轻士兵的生命悄然逝去。作为21世纪初中东地区一系列战争的序幕，南瓜山，连同这些生命，早已被世人遗忘。

　　1998年初，年仅十九岁的马蒂·弗里德曼随战友一起，被遣往南瓜山。他经历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在身边爆炸，经历过黑夜里待命时漫无边际的等待，“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理解——有时你会感觉无法承受，就是希望有事情发生，不论什么事情都行。这样你就可以扣动扳机，释放心中堆积的压力”，马蒂·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

　　2000年5月，在以色列国内反战运动的推动下，以色列军方决定从边境撤军，南瓜山的岗哨被炸成碎石尘土。留给马蒂·弗里德曼和他的战友们的，是对自己曾交付生死的反复质疑，还有对那段无人记得的战役、仓皇青春的思索。

　　“严肃的非虚构文学或许是我们的最后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深陷政治泥潭，聪明人已经开始转向书籍、从那些专业且独立的创作里，寻找对世界更为深入的理解，至少我这么认为。所以为什么不乐观点呢？”

　　马蒂谈论在虚假新闻泛滥的当代，具有严肃性和文学性的非虚构作品该如何存活。

　　重新讲述战争

　　哪怕所有人忘了，我们不会忘

　　新京报：你多次思索自己被卷入的这场战争，最终得出结论是：它只对你和你的战友有意义。作为一名征召入伍的军人，从何时开始，哪个转折点让你转变了先前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马蒂·弗里德曼：当兵时，我对我们执行的任务想法简单：保卫边境。我那时觉得对于这场战争的批评是错的。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事情远比此复杂——这是作为一名士兵的普遍想法。

　　2000年战争结束之后，除了我们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人记得它。几年过去，当我目睹了“9·11”和后续美国对中东发起的一系列战争，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见证了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正是因此，我的这些经历可能对很多人有用，不只限于参与其中的一小撮士兵。

　　新京报：战争带给你的变化有哪些？又如何塑造或重塑你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观？

　　马蒂·弗里德曼：我的军队生涯教会我很多事：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行，友谊的重要性，承担责任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很享受这段经历——当然没有。但在守卫边境的那些年，哪怕是自己承担的一点小角色，我都为自己骄傲。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我都没有放弃。

　　新京报：战争如何影响你对生死的态度？

　　马蒂·弗里德曼：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很年轻，以为自己不可战胜。时至今日，当我快四十了，而且做了父亲，才理解万事万物的脆弱，理解军队里生与死之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含义。一毫米，一刹那，一个决定你去这里而不去那里的上级决定，都会左右你的生死。我在书中提到，多年之后，当我在一间安然无事的房间里讲述它们，我才为年轻时的自己感到后怕。这种感觉很难形容。

　　以文字做纪念

　　人可以化悲剧为善美

　　新京报：何时决定将自己在南瓜山的经历付诸笔端？哪些事件或生活中的转折促使你写下这个故事？

　　马蒂·弗里德曼：差不多十七年前，2000年的春天，我从军队退役，那时决定南瓜山的故事应该写成书。我尝试着写，但因为太过年轻，对这些事件没有什么看法，所以结局自然不理想。随着岁月推移，年岁增长，慢慢有了经验。四五年前，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那时我做记者已经有段时间了，也出版了一本书。这一次，事成了。

　　出版《南瓜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故事不只关于以色列，而是很大程度上诠释了21世纪的世界。现代战争的诸多面向，都脱胎于我当兵时所见证的那段时期。当然，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事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一个年轻人被迫离开故乡，被置于一个让他困惑又危险的境地。我希望那些对以色列和中东提不起兴致的读者，这本书也有一定意义。

　　新京报：这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抵抗公众的健忘。什么造成了大众对南瓜山的普遍遗忘？

　　马蒂·弗里德曼：这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刚刚出版，你所说的确实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提醒以色列人铭记这些事件，为这件事的重要性据理力争。尽管除了以色列之外，我不会责备任何不关注它的人。因为中东极为复杂，冲突仍频繁发生。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以色列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去关注南瓜山，或者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冲突。但我希望在《南瓜花》里我能提供关注它的原因。

　　新京报：你采访了许多曾在南瓜山驻守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如何搜集相关材料和进行采访的？什么事给你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马蒂·弗里德曼：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我采访了一个兵，他就会给我另一个兵的电话号码，而另一个兵又会给我下一个人的邮件地址，以此类推。采访的时候，我会带上我的录音笔，有时候也带上我自己的照片——为了唤起他们的记忆，因为我问的事大多年头太久。我和他们聊上几个小时，回到家，抄录整理好采访录音。到最后我的采访记录差不多有几百页。

　　至于印象最深刻的——很难抉择。这个故事涉及非常多的人，他们曾克服艰难险阻，拒绝放弃，顽强到近乎固执。非要选一个，我或许会选书中一个重要人物阿维的父母Yossi和Raya Ofner。每年他们会以纪念阿维的名义，带队徒步旅行长达几周，数千人参加。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教和身份背景。这个项目很了不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人可以化悲剧为善美。

　　“移民”回到故乡

　　看遍繁华世界，以色列才是故乡

　　新京报：你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生，后来移民到以色列，定居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移民到以色列？移民到以色列前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马蒂·弗里德曼：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就移民到以色列了。尽管加拿大是个友好热情的国家，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你依然是少数，主流的文化并不容纳你。我想回到以色列，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大多数中的一员，我的假期和节日才是国家的节日，我的宗教和大多数人一样。犹太人总被当做少数，经常被迫害，所以今天我们能有属于自己的居住地很幸运。当然，我也爱这个国家本身——风景，阳光，沙滩，语言，人民。以色列人虽然不如加拿大人那么礼貌，但他们很热情。因为国家不大（仅800万人口），有时候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自从22年前来到这里，我再也没想过搬回加拿大。

　　新京报：兵役结束后，你在希伯来大学研究伊斯兰教。为什么选择伊斯兰教作为研究方向？校园生活最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

　　马蒂·弗里德曼：选择研究伊斯兰和中东，是因为我在南瓜山当兵的经历。我来到以色列那年只有十七岁，对中东的想法非常简单，之后我作为军人被送到黎巴嫩，发现那里远比之前想象的复杂。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试图去了解。以色列人上大学比较晚，他们已经服过兵役，对待自己的课业都非常认真。这和在校园里享受时光不一样，是非常务实的，这点有些像美国的大学。

　　新京报：作为记者，你曾到访埃及、摩洛哥、黎巴嫩、莫斯科、华盛顿。作为一名“世界公民”，你如何与自己的多重文化身份共处？中国对你而言意义何在？

　　马蒂·弗里德曼：这本书能找到中国的出版方和它的中国读者，表明这个故事有跨越文化界限的普遍价值。出版中文版的《南瓜花》是迄今为止我写作事业的巅峰，这话毫不夸张。每每想到这个小故事万里迢迢，游遍世界，我的喜悦就溢于言表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我足够幸运，能看遍世界的繁华，但我并不喜欢四处游荡。以色列才是我的故乡。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作者：（以色列）马蒂·弗里德曼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大方 2017年1月

　　《南瓜花》有四个部分：年仅20岁就牺牲的战友的传记，关于战争的军事分析，自传和游记。马蒂希望在《南瓜花》中完成几件事：描述一段时期，让读者信服它至关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关注这些人和他们曾驻守的南瓜山。四个部分都指向这个目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