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家身上找寻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物理学家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科学院，今年的这则消息使他成了热议人物。两年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位科学老人同样受到了空前关注。这些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到演讲都让人好奇，但科学家群体的数量，却远超过这些名字，也超过了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

　　从2000年起，熊卫民机缘巧合做起了科学家的口述史研究。同普通人、抗战老兵、作家和艺术家一样，科学家在熊卫民所从事的口述史研究中也成了口述主体。他们在现代史中的处境和所见证的历史，是我们回望和理解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窗口。

　　“口述史研究不该错过科技史”

　　大概每两周，熊卫民要在合肥和北京两座城市间往返一次，两地都有他供职的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现代科技史吸引着他的学术好奇心。历史改变了科学家，科学家也用不同的姿态参与历史事件，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两地从事研究，熊卫民乐此不疲地往返。

　　熊卫民在2000年走上了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学术道路，“当时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念硕士，导师刚好在进行一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项目，安排我做访谈工作。”此前他在本科学的是农学，工作一年半继续读研，选择了中学就有兴趣的哲学，因而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教育的背景。机缘巧合，熊卫民一做就有了浓厚的兴趣，整理的访谈文本被推荐到科技史刊物上发表。毕业后，他到《科学时报》做了一年的编辑和记者，次年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攻读科技史的博士学位。

　　从读博士到毕业留所工作，熊卫民一直按照兴趣从事科技史的研究。中国科学院的档案资料，在史料上提供了便利，然而，“前三十年”的许多事，档案里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准确，要找回历史并理解它，熊卫民选择了口述史研究，访谈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他们在受访时基本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

　　熊卫民喜欢上了这项事业，在中国科技史领域撰写学术论文和口述史，但他更喜欢口述史这一研究的“副产品”。研究者大致同意，口述是最早的史料，直到19世纪才让位给近代的历史研究法。现代口述史在国际上兴起较早，国内在改革早期做过介绍，也有人做了科技史的口述研究，但发表少，且主要刊登在内部刊物。《中国科技史杂志》等科技史学术期刊到了后来才渐渐有了相关文章。

　　“我没有多少前人的经验。”这是熊卫民面临的处境。跟人文和艺术类相比，科技领域的口述史研究显得匮乏。那些回忆改革前三十年的文本，多来自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但事实是，科技工作者在数量上更庞大，尽管受思想改造和冲击较晚，在历次运动和事件中，“科学家参与得尤其深”，熊卫民认为“口述历史不宜忽视科技界的人和事”。

　　不安的年代，不变的科学精神

　　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科学家是怎样历经波折才得以留学归来，归来后有过何种改变，科学家的故事常常令熊卫民印象深刻。除了他们，科研管理者同样是熊卫民的受访人，“他们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作为高级领导和科学家之间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在单位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的境况和科研成果。”

　　这批出身于上世纪头20年的科学家，他们的留学时代，碰上了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回国道路不太顺利。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干预公司做生意，但能把总统轮船公司所有到香港的票买断，让他们买不到票，而他们往往也买不起当时的高昂机票。

　　即便踏上了回来的路，但在国内也可能面临关卡，比如力学家郑哲敏，他绕道欧洲回来，被质疑在欧洲的行踪和意图，因“这段经历没有人证明”而被影响了仕途。如果能有“光荣经历”，处境则可能不同，“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研究抗生素的沈善炯院士，因为这个经历而在早期的思想改造中没有被列为批判的靶子。

　　但沈善炯却还是遇上了“四清”和“文革”的冲击，他丰富而坎坷的经历是那批科学家的映照。“不断要开会！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要留给科学家，那么会议怎么办？晚上开会。”邹承鲁同样向熊卫民说起了“文革”时期。这位不强调个人天赋的生物化学家，更看重勤奋、努力、实验室的优良传统和整个社会独立思考的文化氛围。同是受访人的细胞生物学家施履吉，在美国念书时虽被赞誉天赋颇高，却未能发挥应有的才能。

　　科学家的处境被宏大的历史影响，但科研管理者的选择也可能改变他们，尽管依然微弱。“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内外上下的压力，极力为科学家说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巴延年和桂世茂回忆院里领导保护科学家，两人都分别担任过分院组织部部长、党组成员等职。

　　熊卫民访谈的科研管理者还包括了罗登、宋振能和担任过《科技导报》常务副主编的蔡德诚等，而他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的访谈更是多达数十次。他们中的一些管理者，因应对“左”倾政策也遭到过批评乃至逆向淘汰。“文革”结束，国家领导人表现出强烈的改革开放愿望，科学研究的环境渐渐恢复，高分子化学家胡亚东向熊卫民回忆转折出现时所感受到的曙光。

　　除了个人经历，熊卫民同样感兴趣的是，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在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中的选择，比如“消灭麻雀”“大炼钢体”“土超声波化”等生产运动，及“人体特异功能”等。他们或积极顺从，或提供政策的合法性论证，或提出了不同的反对意见。“十几年接触到的很多的科学家，包括科学管理岗位上的，大部分都有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同时挺真诚的，而不是吹嘘自己。”

　　相信真诚，更信赖科学的常识

　　“很多人对口述史是贬低的（态度），确实门槛不高，能听和说就可做。”熊卫民同所有的口述史研究者一样，也面临“所有的文献和档案都需要甄别”的问题，熊卫民相信要甄别的不仅是访谈。访谈前，他要做文献和档案的查阅。这些工作的目的，其一是找出线索，找到关键的当事人，比如历史的亲历者或在场者，其二是收集访谈对象和内容的史料。他的做法实际上已将文献（尤其是档案）研究和口述历史结合了起来。

　　科学家都是他们研究领域的知识掌握者，熊卫民努力拿着成熟的知识和问题，争取他们的信任，在提前的联系中展示自己的训练。这样才能平等对话，“谈话是要对手的，那样的很带劲”，即使掌握不足，也要让他们感到真诚。

　　熊卫民的真诚不意味着“听之信之”，他承认人趋利避害的理性，相信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的真诚，但更重要的是常识和科学基本定律作为甄别标准，“比如凭意念让某个木盒子毫无损伤地穿过某个密实的厚墙，即使他是真诚的，但我也不能相信，因为这违背基本科学规律。”

　　然而，口述史在目前的学术科研评价体系中的位置很轻，“费时费力，没有任何报酬，单位也不太承认。”但熊卫民还是坚持做，且将继续做下去。这十几年，他的许多学术研究题目正是从访谈中获得，更重要的是，他被受访人的科学精神和生命智慧所熏陶。复杂的历史在他们身心上留下了印记，拷问着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的独立性。这些老人们得到了倾听和理解，谈庆明和薛攀皋等科学家，常给熊卫民打来电话表达思念。

　　“研究现代史，我从科学史的角度切入，不是做很古的东西，古的不着急，五十或百年后也可以。”《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收集的，是2003年至2015年的口述访谈，如果单篇地看，可能只是一个历史专题或老人回忆，但若集辑起来，熊卫民的思考便凸显出来。“我关注现代的问题，推动现代化的转型。”

　　就像薛攀皋对熊卫民所说，“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回望历史，熊卫民从科技史上找寻着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和方向。

　　《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

　　作者：熊卫民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7年3月

　　出生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科技知识分子，是那个跌宕起伏的世纪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熊卫民从2000年起做中国科技史的口述史研究，这本书收集了2003年至2015年所做的访谈，受访者包括邹承鲁、郑哲敏、施履吉等科学家，以及薛攀皋、罗登、李毓昌等科技管理者。

　　这些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有的人曾在美国留学时遇上麦卡锡主义，从欧洲绕道曲折回国，有的科学家被同学称赞是最有科学天赋的人，但其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未能得到完全施展，有的科技管理者在不安的年代顶住压力“保护科学家”。他们从各自角度回望他们历经的年代，既有五味杂陈的往事，也有许多参与或见证的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产建设活动的回忆，让历史鲜活而有温度。他们的切身感受、是是非非，构成了理解中国现代科技史与现代化转型的一条通幽曲径。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