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 监管不是确保股市“只涨不跌”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表示，应收紧信息披露规则，提高股权披露门槛，把现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以及每增减5%股份，需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修改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及以后每增减1%股份，就必须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新闻内存

　　证券法修订草案今年4月二审

　　证券法修改于2015年启动，同年4月一审后，2015年股市发生异动，二审延期。后定于2016年12月人大常委会二审，再度延期。按立法程序，如证券法修订草案不能在两年之内，也就是今年4月前二审，本次修法终结。

　　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表示，今年4月将二审证券法修订草案。傅莹称，2015年那次证券市场异常波动，之后暴露出一些新问题，需要总结经验教训，需要重新论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听取了各方面意见，进行了新研究，对修订草案重新做了修改，所以4月提请审议应该是有把握的。

　　谈信息披露

　　资本市场需更严格的披露规则

　　新京报：证券法修订草案将于4月二审，这距离初次审议已经相隔两年，其间两度延期。你对证券法修改有哪些建议？

　　高西庆：这次人代会我提交了两个议案，都与证券法修改有关。一个是建议修改现行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六条主要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股权披露规则有关；另一个是建议证券法修改，能从法律层面明确证券监管部门不负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监管职责。

　　新京报：现行信息披露规则有什么问题？

　　高西庆：1993年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参照国际经验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披露规则，规定股份达到5%以及每增减2%股份时就要披露。2006年制定证券法时，将“每增减2%”修改为“每增减5%”。

　　当时主要想法是鼓励并购活动，促进市场活跃度。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但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一些兼并收购方利用现行比较宽松的信息披露规则，实施兼并收购行为并不是为了把被收购企业搞好，更不是为了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甚至伤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目前的披露规则过于宽松？

　　高西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散型上市公司逐渐增多，比如万科就属于股权分散型。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三季度，约有230家上市公司属于股权分散型。上市公司股权越分散，越需要更严格的股权披露规则，这样有利于防止一些利益集团利用短期资金优势，突袭优质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谈“万宝之争”

　　宝能买入万科股票不违法

　　新京报：你提到万科属于股权分散型，那你怎么看“万宝之争”？

　　高西庆：2016年“宝万之争”备受关注。外界质疑，宝能买入万科股票是不是没有履行报告义务。我认为，仅从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规则来说，当时宝能买入万科股票时并没有违法。

　　所以，我的建议是，收紧信息披露规则，能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也有利于更好地做好兼并收购工作。

　　新京报：你觉得信息披露规则该怎么修改？

　　高西庆：把现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以及每增减5%股份，需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修改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及以后每增减1%股份，就必须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也就是说，提高股权披露门槛，由原来每增减5%要披露，改为每增减1%，就要披露。

　　但如果再延续目前“三日内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在报告、公告期内及报告、公告后两日内禁止买卖该股票”的规则，又会“矫枉过正”。因此建议修改为：应当在三日内履行报告、公告义务，并在公告中载明其未来两日至三十日内的增持或减持计划，否则在报告、公告后两日内禁止买卖该股票。

　　谈监管

　　改变监管部门被股指“绑架”局面

　　新京报：你的第二个议案是建议立法明确证监会职责，不应包括股指监管？

　　高西庆：股票价格综合指数被视为资本市场“晴雨表”，甚至被视为证券监管部门的“功绩表”。对部分社会公众而言，股票价格综合指数上涨，就认为是监管有效，一旦下跌就认为是监管无力。我希望这次修法，能够改变监管部门被股票价格综合指数所“绑架”的局面。

　　新京报：你认为证监会应该从股市涨跌中“解套”？

　　高西庆：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更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股市涨跌是由各种市场因素综合作用决定的。国外成熟市场的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股票价格综合指数不是行政监管部门应当关注的领域。监管的目标是维护市场秩序、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而不是确保股票价格综合指数“只涨不跌”。

　　新京报：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迹象，证监会还是要出手救市，很难做到真正跟股市涨跌脱钩。

　　高西庆：这是另一个问题。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危机应对机制？什么情况下采取救市措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什么条件下退出救市措施？我希望法律做出明确界定，这样才能破除投资者对政府的过度“依赖”。

　　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为了抑制过快下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救市，这些措施短期内有效维护了市场稳定，但长期来看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新京报：你认为应建立什么样的救市机制？

　　高西庆：有三个关键。第一，法律应当限定启动救市的前提条件，设定一些定量指标。第二，法律应对政府救市过程做出规定，明确监管部门不应有任何倾向或利益诉求，以“中立”角色参与市场交易，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如果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要救市，监管部门要确保不管任何单位、任何人进入市场，都要有公平机制，要有足够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保证中小投资者不受损害。

　　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