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桑萨尔 面对窘境，乐观是幼稚的

　　美国“9·11事件”、法国《查理周刊》血案、中东地区ISIS 组织的暴力活动日益猖獗……整个世界正在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行为感到不安。来自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作家桑萨尔，从提笔那一刻开始，就致力于揭露极端宗教分子的狰狞面孔，并主张用文学抵抗暴力，这在他的小说《2084》中得以体现。 但桑萨尔还想走得更远。他亲历了阿尔及利亚内战，对阿尔及利亚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行深恶痛绝，他总是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担心出现一个人类“思考无能”的世界的恐怖场景，因此，他的写作中，对人之处境的反思的脚步，从未止息。

　　《乌托邦之死》

　　作者：（美）拉塞尔·雅各比

　　译者：姚建彬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07年12月

　　在本书中，作者雅各比清醒地审视了未来的政治，揭示了人们对于曾经支持过异议与社会变革运动的乌托邦理想的抛弃。

　　他绘制出文化倒退的曲线图：激进派已经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主义者也丧失了骨气。在历史的优势力量或历史的经验面前，倒退并非不光彩的事情。难题不在于传统的失败，而在于思想的疲倦与装聋作哑，即假装每向后或者朝旁边退后一步，就标志着前进十步。

　　极权社会是男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女人的位置

　　新京报：作为一个50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作家，你的写作主要围绕对极权和暴力等问题的批判，这是什么原因？你的哪些作品集中体现了这种思考？

　　桑萨尔：我的祖国阿尔及利亚1962年独立后，好日子并不长，军人掌握了国家大权，很快就转向了一种暴力化的极权统治。而1991年底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战，这些事件萦绕了我的一生。

　　我对极权的思考，在三本书中有深入剖析。第一本书是2008年写成的《德国人的村庄》，试图诠释纳粹极权的形成机制。第二本书是2013年写成的《以安拉的名义管理》，想用一种更科学的手段对极权进行科普化分析，表达对阿拉伯世界中伊斯兰化和权力渴望的思考。第三本书就是《2084》。

　　新京报：《2084》在欧洲据说是畅销书，被不少读者当做反乌托邦小说来解读。你如何看待这本书的质地？

　　桑萨尔：我愿意把《2084》看做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只是人类美好的愿望，但现实往往是一场噩梦，总有人宣扬一种乌托邦的世界，但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是那样血腥和残忍，是反乌托邦的世界。

　　我在《2084》中，把这种反乌托邦的世界“极端化”了：这个世界里普通人极其贫困，没有工业和生产；百姓用来填饱肚子的东西，是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一种产生幻觉的汤药；人民没有技术，技术为权力者服务，人民只能拿到权力者遗弃的东西，比如跑了两三公里就报废的破火车。

　　新京报：除了百姓凋敝而单调的生活场景，《2084》还有一个特点让人惊心：女性和爱情的缺位。全书只有阿提、柯阿和纳兹等几个男性之间的友情，女性出场的地方只有两处，一个是阿提被囚禁时听见了一个丰满的妇人在唱歌，还有一个就是阿提朋友的妻子被迫再嫁给权力机构的公职人员的叙述。为什么《2084》中没有女性？

　　桑萨尔：《2084》是一个未来虚构的极权社会，而极权社会是男人的社会，极权制度没有女人的位置。过去的纳粹德国，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的宣传照，都是强有力的男性形象，因为他们需要体现这种统治规则——不能有柔美、阴柔的存在。一旦有女人的形象，就是一种对极权的影射性破坏。女人代表着美和善良，在极权社会，女人的地位必须被抹杀到次要地位，或者异化成男性形象。类似的书都是这样处理的，比如奥威尔的《1984》。

　　但《1984》里还有爱情存在的几个瞬间，女性的篇幅并不少，但我们要明白，《1984》写极权是在英国文化环境中遥想一个离得遥远的、极权制度，但我写《2084》的背景是赤裸裸的现实。比如中东地区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大街上看不到完整的女性面孔，最多能看见一身黑衣的影子飘过。是谁？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鬼魂。

　　更严肃地反思人的境况

　　新京报：《2084》的故事结尾，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国边境的西恩山附近，去寻找“帝国的边界”，他最后究竟是否找到，不得而知。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表达了你怎样的寓意？

　　桑萨尔：小说的行进过程，如同人的一生，富有哲学意味。婴儿还在母亲腹中时，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如同《2084》的开头，主人同阿提就这样被安置在了“阿比斯坦国”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帝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然而，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大多知道自己将会消亡，这是一种“或主动或被动”的抉择，如同《2084》的结尾，是阿提自己选择了“被流放”。但人的生死是一个循环，死亡即是重生，阿提是否能找到帝国的边界？我让读者来猜测，人在绝境之后，究竟会否重生？这个“边界”，是善与恶的边界，也许是分明与混沌的边界，也许是生死循环的边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新京报：《2084》情节有些拖沓，读者普遍认为比较难读，而奥威尔的《1984》同样也被认为是一本阅读进程缓慢的书。对于此类书籍，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图解式小说”，他认为“以小说人物为某种观念的化身，会损害人物的塑造，使得小说变得单薄和苍白。”昆德拉认为《1984》就是这种反面教材，你觉得如果他读了《2084》，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看法？

　　桑萨尔：这种质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有趣的是，我和昆德拉曾就“图解小说是否会损伤小说特质”的问题当面争执过，我认为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作家应该先有故事，还是先有风格？有的作家生来有强烈的主导意识，他们有强大的能量控制笔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进，但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认为作家不能像一个盲目而疯狂的司机那样，去碾压现实。现实是文学必须考虑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没有戏剧性。我的作品里有太多沉重和压抑，这是对现实的反映。 而今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人的现代性的迷思。全球化浪潮席卷了每一个人，遍布全球的广告制造了一种幸福的幻象，在此情境下，人变成了思考无能的“机器”。我经常想，再过一两个世纪，世界是否真的会被“神秘力量”完全统治？它让人民停止了寻找治理社会的其他一切可能，人民从此依赖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 这迫使我对原有的人的理性进行重新思考，去把它和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传统意义上公认的价值，比如公正、无私、劳动、关爱、合作，这些价值在现代世界中都受到了挑战。它们还有真正的意义吗？面对窘境，我觉得乐观是幼稚的，如果你读了《2084》就会明白，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做更严肃、更负责任的反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