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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阿莱姆·桑萨尔

杀死多元的精神,人类会走向绝境

2017年03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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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阿莱姆·桑萨尔
(Boualem Sansal,1949- ),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主要创作小说,其中《蛮族的誓言》获小说处女作奖和热带奖,《空树中的疯孩子》获米歇尔-达尔奖,《德国人的村庄,或席勒兄弟的日记》获RTL-Lire大奖,《达尔文街》获阿拉伯小说奖。2011年,他获得德国书商和平奖,2013年,法兰西学士院为他颁发了法语共同体大奖。
照片来源:C Helie Gallimard
《2084》虚构了一个叫做阿比斯坦的帝国,辽阔无边,全世界都是它的天下。这里的居民对外界一无所知,对过去的怀念和试图改变现状的愿望也是不被允许的。本书融合了科幻、幽默和荒诞,被视作《1984》的姊妹篇。

  北非国度阿尔及利亚,如果要和文学联系起来,我们总会想起阿尔贝·加缪那双海洋般色泽的眼眸。地中海的阳光却总有几分悲情,当夜色降临,黑暗笼罩海面,人生旅途的悲苦感弥散,人不禁会思考生活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加缪的终生课题,而他的邻居布阿莱姆·桑萨尔,在50岁时也开始了这样的思考。50岁,并不晚。

  蜕变

  阿尔及利亚内战把他推向文学之路

  北京,三月某周末,阳光不及阿尔及尔明媚。三里屯南街四号,机电厂院内的一处二层小楼上的“老书虫书吧”里,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桑萨尔来了,带着他那本神秘的小说《2084》。

  “老书虫”是北京的老牌外文书吧,平日最主要的功能,是汇聚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红色旧墙上,高挂着到此一游的文学名人:莫言、阎连科、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不知梳着一头凌乱花白马尾辫、佝偻着背的桑萨尔先生的相片,以后是否也会位列其中——他可算是当今法语文学的代表人物。

  老先生在1999年前和文学还不搭边。1949年,桑萨尔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乌阿色尼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童年时代住在贝尔库平民区,和加缪一家比邻而居,彼此的母亲是一辈子的好友。

  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桑萨尔教书、从商,并曾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工业部担任高层。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爆发十年内战。这场政府和各种伊斯兰主义反叛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升级之战,不仅造成超十万人的死伤,更预示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当时,在摩洛哥流亡27年的默罕默德·布迪亚夫被军方邀请回国领导政府,作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创立人之一,布迪亚夫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成为本·贝拉政府的副总理。他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革命党”(PRS),主张国家政体向多党民主集中制转变,为当时的总理本·贝拉所不容,1963年6月被逮捕软禁,并被迫流亡摩洛哥。

  回国后的布迪亚夫为稳定国内局势,把斗争矛头指向日益扩大的“伊斯兰拯救阵线”,1992年被极端势力暗杀。他的遇刺让桑萨尔感到,“杀死一个物质的人虽然很糟,但杀死一种多元的精神,人类会走向绝境”,他决定改投文学创作之路。

  1999年,他的处女座小说《蛮族的誓言》公开批评阿尔及利亚政治现状,被政府部门强制休假。2003年他和另外四位阿尔及利亚作家一起,合写了《隐私与政治日志:阿尔及利亚40年后》,触怒最高层,且由于小说《对我说说天堂》中反对教育中的阿拉伯化倾向,他被解除公职,2006年,作品在国内全面被禁。

  桑萨尔的文学作品在法德受到广泛欢迎,德国媒体评论说,他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尖锐批评人士”。从踏上文学之路开始,桑萨尔的写作主题,就和暴力、极权、宗教这样的字眼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那场黑暗的阿尔及利亚内战,让他见证了关于善与恶的传统价值观的沦陷。

  发力

  假想“盲信”产生的“世界末日”

  桑萨尔关于宗教和极权的思考,火力集中在《2084》这本小说中。它写成于2015年,甫一出版就在欧洲成为了销量最大的法语小说之一,还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2015年度最佳图书。题目“2084”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作品《1984》,其对世界末日的暗喻吸引了众多购买者。

  《1984》虚构了一个“1984”年代世界的黑暗图景,如果说奥威尔意图批判极权制度本身,那么桑萨尔则更在意批判信仰之“盲目”产生的“世界末日”。

  “2084”,不是小说故事的发生之年,而是那个时代之前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如果不带评论色彩地简述《2084》的内容,用译者、法语翻译家余中先的话就是:“2084年之后,一个叫阿比斯坦的国家在地球上开始了其永恒的统治。”

  阿比斯坦在哪里呢?它在人们心中,所以无处不在,一个“美丽新世界”。旧世界去了哪里?它被一场战争夷为平地,语言、书籍、历史、直至日常起居的桌椅餐具,全都销声匿迹。全新的阿比斯坦国,拥有新的语言和新的衣食住行方式,但生活单调地只围绕信条展开。

  阿比斯坦国俨然和现实中的国家一样,机构组织分明有序:议会叫“公正博爱会”,决策机关叫“机构局”,唯一的神叫尤拉,国家领袖叫阿比,是尤拉的使节。统一全国百姓思想的宗教叫“噶布尔”,记载其宗教学说与信徒行为准则的圣书叫《噶布尔》。

  主人公阿提,被流放到帝国管辖的一座深山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强制性静养期内,他开始怀疑“唯一思想”的正确性,为探究真相,他和朋友柯阿穿越整个帝国,这一叛逆举动最终导致朋友的死亡。

  阿提在疗养院中治疗的情节,和作家乔治·奥威尔有关,桑萨尔说,“奥威尔当初因肺结核被送去疗养院,却没能治愈。我把《2084》的主人公安排在此,他最终痊愈并开始了思想的反抗,这是我对奥威尔的另一种致敬。”

  阿提在疗养院的见闻使他成了阿比斯坦国第一个思考的人,思考产生怀疑,怀疑产生反抗,而反抗会“传染”,这些都是“永恒之国”不可容忍的行为。阿比斯坦国想维持统治,就得强调信仰,让人盲信,不许质疑,《2084》里最刺眼的座右铭是——“屈从即信仰,信仰即真理。”

  纵深

  压抑至极,渴望读者跳出来反抗

  最终,反抗的星火被扑灭,反抗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死于非命。由着这样沉重压抑的故事情节,《2084》成了一本“行文缓慢、沉郁”的小说,在余中先看来,这本小说“属于思想小说,没有曲折离奇和惊心动魄的情节,正好迎合了帝国麻木压抑的本质”。

  这本主要靠理念推动的小说,的确不能给读者带来酣畅的阅读感受,而奥威尔的《1984》同样也是一本缓慢而沉郁的书。对于此类书籍,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图解式小说”,他认为“以小说人物为某种观念的化身,会损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说变得单薄和苍白。”昆德拉认为《1984》就是这种反面教材,想必昆德拉若读了《2084》,评价也会类似。

  面对这样的质疑,桑萨尔有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和昆德拉曾就“图解小说是否会损伤小说特质”的问题当面争执过,他认为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作家应该先有故事,还是先有风格?有的作家生来有强烈的主导意识,他们有强大的能量控制笔下人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进,但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认为作家不能像一个盲目而疯狂的司机那样,去碾压现实。现实是文学必须考虑的因素,它的真相可能就没有戏剧性。我的作品里有太多沉重和压抑,这是对现实的反映。”

  桑萨尔反对“为了小说而小说”的做法,“我不会为了让读者愉悦,就为小说添加焰火和色彩”,他更愿意把《2084》看成一本“文学科普读物”,而非“一本有魅力的小说”。

  他想做的,是借着小说的载体,寻求读者的思考和争辩,“《2084》对读者发出挑战,我描写了对人类恐怖未来的假设——一种全球性的极权制度,我们不一定非要走向极权,我们应该有另一种出路。”

  话虽悲伤,但我们还是能从《2084》的细节中捕捉桑萨尔对美的向往。虽然《2084》中的景物——整齐划一的行政区和生活街区、高大的办公楼建筑毫无美感,但却有一个例外——阿提在被囚禁后,首领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可能会满足于有一丁点儿剩余的时间,用来呼吸天空那自由的空气,嗅闻大海那催情的气味”。整个阿比斯坦国,好像一个黑白的梦魇,唯有大海带来别样的色彩。阿提梦中的大海,“带着一腔实实在在的激情”。

  阿提因为看见了大海,从此成了“见识满满的人”,而桑萨尔呢,“觉得自己能够去爱这大海。”

  阿尔及利亚内战

  源于阿尔及利亚政府与各种伊斯兰主义反叛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冲突始于1991年12月,1991年阿尔及利亚国民大会选举第一轮结果显示,伊斯兰拯救阵线党将获胜,之后政府取消了选举。从此阿尔及利亚陷入了一场暴力梦魇。伊斯兰极端分子为了迫使政府接受伊斯兰势力上台掌权的要求,重建了“伊斯兰军运动”,发起一轮轮的暗杀、爆炸和破坏活动,由此引起了阿尔及利亚内战,造成了超过十万人的死伤。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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