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精神寻找安身之所，是“知”也是“行”

　　对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关注，近几年来颇为热门，学界兴趣在新领域的拓展，公众则好奇于古今之间如何用精神进行沟通。不同于对明代整体观念概括式的著作，陈宝良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采取了一种思辨式的写作方法，通过展现士大夫对不同社会议题的讨论，阐释了明人精神世界的变迁，殊为特别。

　　坚持、妥协、彷徨

　　褪去刻板外衣，留下生动人性

　　陈宝良用1/3篇幅来书写全书的绪论，或许因为，他要用学界较为热门的“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观点作为全书起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前提，那么就很难理解后续篇章中“转型”的涵义。“明朝中后期社会转型”观念，即从弘治、正德年间（即16世纪初）开始，明代整体历史社会中的哲学、文化、经济、物质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转向与改变。这一观念的提出、成型，弥补了被《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为“空白年代”的明中期历史社会特征，在“明初高度集权”与“晚明纲纪无常”——两种极端差异的历史印象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是近年来明史研究的突破之一。

　　这番对学术严谨度的坚持，也相应提高了本书的阅读与理解门槛。明了“明中后期社会转型”观念的前提，就会明白作者在书中对五组概念的辨析：君子／小人，出仕／归隐，忠孝／避义，死难／惜生，崇雅／尚俗。这五组概念的意义在于：经过社会转型期进入“纲纪无常”的明代士大夫们，如何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些概念中，深入地涉及政治、道德、家族、国家、经济等方面，概念间的经纬交错，织就了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将五组概念标出，作者未将材料罗列铺排、简单总结特征，反而让明人著述的不同观点，进行相互间的辩驳。例如，在《君子小人之辨》中，作者通过描绘明代士大夫对“君子、小人”的标准辩论与时代变迁，排除了传统认识中将血缘、师门、派系等单一因素作为评价历史角色的标准，重申了只有通过系统的史料梳理，才能不落窠臼。以往的印象中，持正驱邪才是社会正理，那么在中晚明时期语境下，宣扬东林、抨击三党及阉党，才是时代与社会主流。即使如此，但仍有陈于王、李光地、张履祥、戴名世等后世名家，相继抨击东林行事过火、好名沽直、甚至“以死求名”，将他们的诘问概括起来是：这样将自身与时代同焚，又如何能真的救世呢？

　　过去，我们看多了以道德为主的明代历史故事，诛十族、大礼议、越中四谏、东林六君子等等。用血肉来为道德做注脚，成了明代士大夫的鲜明特色。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试图让我们看到，明代士大夫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面对道德、思辨道德、实践道德的过程，进而呈现一个复杂且生动的知识人时代。

　　在作者的描绘中，明代士大夫群体，“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而有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这些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咋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面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样活泼泼的”。

　　被认为纲纪无常的晚明历史，却又是这般复杂且生动的知识人时代，他们留下各自不同的精神。本书亮点在于辨析关于精神的概念，但作者对概念的辨析，却不是为了得出哲学的结论，反而透过这些随时代变化的士大夫思辨，展现出士大夫在历史中的坚持、妥协、彷徨，褪去刻板的外衣，留下生动的人性。

　　知识人代表社会良心 

　　将士大夫作为窥探精神世界之窗

　　传统的士大夫，在先秦呼为“士”，后称“士大夫”，随着帝制结束，这一称呼渐趋消亡，取而代之的社会群体，则是“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曾认为，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群体归类里的蔑称，而知识人的称呼显得更为妥帖。“知识人”之名，确实消减了“知识分子”称呼中的阶级与成分，将知识群体因文化而联结、聚合的特性，更完整地表达了出来。

　　关于士大夫的研究是在研究知识人，那么，对历史上知识人精神世界的探讨，也会自然延伸到现实世界中对知识人精神世界的反思。在书中，作者所描绘的士大夫在思想领域的争论与反省，主要是基于纲纪无常的时代与社会，而随着明代历史的不断变迁，作者提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传统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中被不断减弱。这时的知识人在世事变迁中，不再是只能维持安贫守洁、殉国死义等道学模样了，反而在直面白云苍狗时，可以思辨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知识人在不同于以往道德行为时所提出的辩解，不只是对自身的精神慰藉，也是对“物－我”关系的重新思考。无论是君子与小人、仕与隐、孝与义、死与生、雅与俗，它们都是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公序良俗。在纲纪无常的世界中，知识人没有抛弃公序良俗，反而在为公序良俗寻找到更符合新社会的定位，不再让“旧”道德成为禁锢“新”人性的工具。这才是知识人在精神世界的努力与探讨的价值所在，可以说，这也是本书所能折映出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无法从事物质生产，但为精神寻找安身之所，这既是思想的“知”，也是实践的“行”，这是知识人代表社会良心的含义之一。

　　知识人代表社会的良心，但并不是社会的全部。在以往被称为“帝王将相家谱”的二十四史中，士大夫是历史的全部。的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大多要在士大夫们书写、生活、主宰的文献资料中进行，士大夫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可以借用张大春形容李白之语，“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为了研究“另外半个盛唐”——为了找寻那些史料中被隐匿的社会群体，学者们花费许多精力去翻阅资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Will Durant）曾说，“认识历史，最害怕的就是猜测与偏见”。与其他对明清士大夫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将知识人群体作为历史的全部，它克制地将士大夫作为窥探历史社会中精神世界的窗户。这样的观点，可以在作者其他如《中国流氓史》与《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得到印证。

　　本书的缺憾在于，作者为了恪守历史学的界限，在涉及许多理学家观点时，没有与他们的哲学思想相结合。

　　对于中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往的历史印象来源有三种：一是，从明末清初学者们就开始批判的，部分宋明理学家们“只好讲学，不问余事”，强调颜习斋所批判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二是，1949年前后兴起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期的研究，开始提倡晚明学者中积极的实学与家国思想，最著名的莫过于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三是，“儒法斗争”研究期开始着重强调的“异端学说”，如李贽宣扬“孔子亦庸众”的人性解放观念等。

　　如果翻看明史相关的演义类读物，大都会发现，这些面貌迥异的历史形象，就像互不交叉的平行线，诉说着各自孤立的历史脉络。历史并不是悬疑小说，通过证据、线索的简单铺陈，就能推理出结论，整体历史的叙事逻辑有时会分成很多种。对历史题材的简化写作，只会反映出作者在历史认识陷入的思维惯性，让读者得到了“膝跳反射”式的阅读效果，成为了僵化的写作模式，辜负了历史写作应有的工作价值。

　　美国史名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ner）曾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能尽可能地获取最优质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作者设置了阅读的门槛，阅读此书的读者必须付出一番工夫，但仍然可以说，本书提供了关于“中晚明士大夫精神世界”优质的“历史感”，这份“历史感”值得读者付出时间与工夫。

　　□寺牧

　　在纲纪无常的世界中，知识人没有抛弃公序良俗，反而在为公序良俗寻找到更符合新社会的定位，不再让“旧”道德成为禁锢“新”人性的工具。这才是知识人在精神世界的努力与探讨的价值所在，也是本书所能折映出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无法从事物质生产，但为精神寻找安身之所，这既是思想的“知”，也是实践的“行”，这是知识人代表社会良心的含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