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瑟纳尔的高密度写作，并非每个读者都能跟上

　　提起法国文学传统，有两位“玛格丽特”尤为耀眼，一位是尤瑟纳尔，另一位是杜拉斯。在余中先看来，前一个玛格丽特关注的是“大写的人类和历史”，后一个玛格丽特则沉浸在“小写的个人和故事”。然而这三十年来，与杜拉斯的喧嚣相比，尤瑟纳尔一直寂寞着。这位法兰西学士院的首位女院士，她的文本究竟有何魅力？为何不能为大众所熟悉？我们采访了三位资深的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袁筱一和段映虹，他们眼中的尤瑟纳尔，始终纯粹而深邃。

　　她把小说的本质还给了小说

　　新京报：法语文学中的两位“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代表了一种知识型的写作，严谨、隽永，堪称古典派，而杜拉斯则更“现代”——破碎的叙事，欲望、孤独等元素。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读者似乎更“大众”的杜拉斯“战胜”了更“精英”的尤瑟纳尔。你认为这种现状是由于两人写作风格造成的吗？

　　袁筱一：如果要对两位玛格丽特做一个比较，或许杜拉斯的写作口径很窄，是个体，并且在个体的问题上走得很远，欲望、激情或者孤独都是个体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她撇开了所有变化的因素，只想找到其中不变的那一点，不断重复，不断深入，而这也是杜拉斯感动我们的地方，因为与我们每个个体的碎片性的经验息息相关。

　　而尤瑟纳尔的写作口径很宽，历史纵深也很大。这与尤瑟纳尔的个人经历和教育成长相关。在历史的广大空间里寻找时代的书写需求，从写作的能力来说要求很高，而对阅读提出的要求也很高。尤瑟纳尔写《哈德良回忆录》，把与哈德良那个时代相关的著述——历史的、文学的——都读了个遍，这种高密度的写作绝非每个阅读者都能跟上。这也是为什么尤瑟纳尔无法出现在大众阅读的视野里的原因。

　　新京报：让·勃洛特在《尤瑟纳尔论》中所说：“她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似乎显而易见：没有作者。”这种“没有作者”的写作风格，是否正是尤瑟纳尔的魅力？

　　袁筱一：说起“没有作者”的写作，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福楼拜。实际上，尤瑟纳尔与福楼拜之间的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哈德良回忆录》的灵感就来自于福楼拜的一句话，福楼拜说，从西塞罗到奥里略的这段时间，是诸神不在、上帝也还没在，因而是人独自存在的一个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在尤瑟纳尔看来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我感兴趣的另一点是她对叙事的偏爱。尤瑟纳尔重写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传奇，她这些故事被她捞回到了人类的记忆中，她把小说的本质还给了小说。

　　新京报：尤瑟纳尔擅长写那些通常被称作“历史小说”的作品，比如《哈德良回忆录》《苦炼》等，她在小说中透露的历史观是什么？

　　袁筱一：历史学家对尤瑟纳尔虚构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性几乎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她小说中的历史是非常严谨的，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环境、社会与人。当然，作为一个小说家，她不是为了叙述历史而叙述历史，只有历史与当下发生了某些显见联系时，小说家才会感兴趣。

　　说到立场，尤瑟纳尔更偏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她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有着对知识和自由的渴求，但又不像浪漫主义时期那样，将渴求固化为绝对的价值观。我很喜欢《苦炼》中泽农的态度，也趋向于相信人的自我完善必然通过一点点的自我摧毁来完成。

　　她没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

　　新京报：你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尤瑟纳尔的小说《苦炼》，你感受到的她的写作风格的复杂性是什么？

　　段映虹：从我打算翻译、到完成翻译肯定不止十年，不过我庆幸自己没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完成这件工作。整个翻译过程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生命体验。

　　我不确定用“复杂性”这个词来描述尤瑟纳尔的写作风格是否十分恰当。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我认为这种主题、叙事和语言的复杂性，反映的是历史和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法国也有学者认为，读尤瑟纳尔的作品，就像读普鲁斯特或者托尔斯泰一样，感觉到是时代、是生活的整体在流动。尤瑟纳尔需要用心的读者，即便在法国，她也不属于进入了大众阅读领域的作家。

　　新京报：尤瑟纳尔人生后半段发生了世界观的转变——从以人为中心到转向对自然的强烈关怀。你曾撰文谈过，转变世界观后的尤瑟纳尔，其“自然观”是一种“事物的秩序”，可以解释一下吗？

　　段映虹：尤瑟纳尔自己所谓从“考古学”到“地质学”的兴趣转变，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在法语中，“事物的秩序”不是指“尊卑有序”的秩序，而是指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合乎情理”的意思。

　　尤瑟纳尔喜欢用这个表述来指代语意含糊的“自然”一词，因为后者往往意味着与人类世界相对立的自然界。在尤瑟纳尔看来，人与万事万物同属于“事物的秩序”。在她最后的小说《默默无闻的人》里，主人公纳塔纳埃尔即将在小岛上死去，他在极度孤独之中，向苍茫黑夜和大海敞开胸怀，他体验到自己是“万物中之一物”，这种体验令他陶醉，最终帮他克服孤独和恐惧，平静地走向死亡。这个例子阐释了尤瑟纳尔的“事物的秩序”，那就是打破物种的壁垒，将人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

　　新京报：尤瑟纳尔对东方一直有兴趣，而你曾说尤瑟纳尔是“没有界限的人”，她对东方的兴趣有什么独特之处？

　　段映虹：尤瑟纳尔的养分来源非常丰富，东方文化只是其中之一。何况，谁又能定义在尤瑟纳尔心中，东方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她的《东方故事集》从中国、日本、印度写到巴尔干半岛、希腊，甚至阿姆斯特丹！从15世纪到20世纪初，对欧洲人而言，东方首先意味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如果我们姑且将东方狭义地限定为印度以及东亚，在尤瑟纳尔对东方的兴趣中，我们看不到丝毫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

　　新京报：你曾说，中国当代作家和尤瑟纳尔或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相比，最大的欠缺在于“不重视知识的积累”，尤瑟纳尔之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价值在哪里？

　　段映虹：渊博的知识有助于形成广阔视野和深入思考，但还不足以成就尤瑟纳尔。她说过：“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人关注智慧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的那些人中，大多数只停留在描绘混乱状态，超越这一状态以试图达到某种智慧，一般说来已不再是现代人的做法。”我觉得这句话值得深思。

　　那代大师的去世，标志法语文学进入了当代

　　新京报：你曾撰文评述新世纪的法语文学状况，你认为尤瑟纳尔给法语文学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余中先：尤瑟纳尔等一代文学大师的去世，标志着法语文学进入了当代。写小人物的琐细生活、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的忧虑、互联网时代新的思维方式等等，这都是当代文学的新特点。但尤瑟纳尔等作家的影响依然存在，例如历史小说的写作长盛不衰，一些历史小说作者甚至在写作中较多地考虑历史背景的“知识构建”，不止一人在小说之后附上类似研究论文才有的“参考文献”。小说写作中对知识面、文化根基要求的提高，跟尤瑟纳尔那一类作家有继承的关系。

　　新京报：法兰西学士院在上世纪80年代接纳了女性作家尤瑟纳尔，她成为第一个女院士的先例，是否让此后的法兰西学士院更为多元化？

　　余中先：她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是一个信号，标志这个权威机构对“多样化”的接受。尤瑟纳尔的女性身份，以及出生在比利时、长年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身份，都是学士院的新因素。

　　在她之后一些禁忌被打破了：成为院士的不仅有女性，还有黑人（桑戈尔）、亚裔（程抱一）、俄罗斯人（马金）、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同性恋者（费尔南德兹等），还有前总统（吉斯卡·德斯坦）。如今在位的36名院士中，女院士多达五人。

　　新京报：尤瑟纳尔的创作写的是17世纪的古典题材，然而她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又是现代的，该如何理解尤瑟纳尔这种丰富性？

　　余中先：我认为尤瑟纳尔是站在当代、选择不同历史时期的题材来写，并且从中寄寓了她作为一个有丰富知识和厚重文化积淀的知识分子的哲理思考。她并不以写古代来卖弄学识，也不以猎奇眼光去看待异乡文明。她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使她擅长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兼收并蓄，从而揭示人类共性的东西。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