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 在历史书写中反视自己，做温柔而勇敢的人

　　走走的养母是个骄傲的人，这几乎决定了她。

　　养母毕业于女中，生性好强，极具事业心，却在生命中途患下重病，失去了拼搏的可能和机会，于是领养了走走。她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一切安置在女儿身上，严格培养。

　　背词典、背诗、听故事都是必修课。母亲每晚会给她讲自编的故事，名字叫“九重天”，一层一层编上去，她因而爱上阅读，迷上故事。

　　在小说集《黄色评论家》中，走走谈起第一次知道自己是被收养时的感受：“那个突如其来的真相使我由此产生忧伤，它和我之前的生活没有任何过渡，自此我被抛入一个人的生存。理应孤独。”

　　一个迷恋故事的孤独的人，理应以文字为生。

　　关于这一点，走走早有自觉。当小学老师问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时，她就知道，自己是要当作家的。多年后，她在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家》中写：“我成为一个作家，那简直是命中注定。”

　　开始与转变

　　从个人经验到历史书写

　　除了小说家，走走更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收获》编辑”。她在自己的简介中也常常这样写：专业文学编辑，业余小说人。平时，有稿要审时，她便看稿，没稿时就写小说。在上海作协的食堂里，她经常跟同事聊故事，有些小说的源头便始于此。

　　“业余小说人”这个词带有某种隐秘意味，写小说对她而言是私人的行为，也足见她对写小说的偏爱。虽然她还开专栏、参加文学讨论会、与作家对谈，但这些都无法与写小说相比。

　　高中时，初二就拿过稿费的走走“遭遇”另一位才女。或许是母亲的那份骄傲在身上重现，或是她固有的倔脾气，她在跟这位才女的较劲中开始了小说写作。这样的开端听来毫无崇高感，但却真实，就像马尔克斯说自己写作的缘由是为了让周围的人更喜欢自己一样。

　　走走的写作起点很高。大学时投稿到《小说界》，阴差阳错被《上海文学》看到，最后由金宇澄编辑刊发，现在回看，这一经历带有不少“光辉色彩”。2003年，走走25岁时，长篇小说《房间之内欲望之外》在《收获》发表，并以此为契机调进《收获》杂志社，结束了三年的图书编辑生涯。

　　之前，在走走的写作中，特殊的个人经历、青春的身体叙事是重点。孤独的童年，从十六岁开始就没停止过的恋爱，摇滚乐队排练和地下演出，乐手常换常新的女友们……在这些故事的讲述中，“忧伤”、“沉默”、“愤怒”、“疯狂”这些词不断出没，正如她在《黄色评论家》里写的那样，它们“描绘出一个文艺女青年的行为准则”。有人说，这些个人经验的写作真挚坦白，能打动人；也有人说，这种“成功”来自贩卖与众不同的经历，这让走走不得不开始思考“写作”与“我”的关系。

　　与此同时，在《收获》接触到大量中国作家的写作面貌，加之年纪增长，“自恋式的情感慢慢淡化”，走走对写作的焦虑慢慢滋长。为了消解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惶惑，2009年，她专门去读了文艺学硕士，阅读大量西方文学和叙事理论书籍，开始尝试实验性很强的作品。这一阶段的作品后来被收进《961213与961312》中。

　　接下来的《我快要碎掉了》在文本的实验上更加从容。在对普遍都市人生存状态敏锐体察的前提下，走走一直在为自己的故事寻找最合适的叙事结构。这本书中，专栏作家“坏坏”和“走走”两人分章交叉叙述，将两人爱情、欲望的纠葛用专栏、问卷、诗歌、讣闻等各种文本形式混杂构建起来。在碎片式的叙述中，作者精心拼贴，试图用“破碎”还原生活的破碎，通过文本与故事的对应关系，赋予“形式”以价值。

　　同时，走走希望靠这些实验“制造自我之迷”，展示自己的同时又将自己隐匿起来，在与读者之间的智力较量中，获得被阅读的趣味。

　　文本实验之外，还有诗意化色彩浓重的语言。两者构成的独特的叙事声音成为走走小说的特点。直到最新出版的《水下》，这一特点依旧没变，变的是写作的范域。

　　无论是青春叙事，还是文本实验，走走之前写的都是“自己”，自己经历的、观察的现实世界。当她走出自我的领域，探索世界的更多可能的过程中，曾遭遇过诸多波折甚至是内心恐惧。但她却也因这种探索而意识到：“写作应该反映所谓的社会本质，这个本质背后，是要有意义焦虑和启蒙/救赎意识的。”

　　于是，她选择把目光投向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

　　梳理与反思

　　从写作中获得对人性的信心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理解。在走走看来，二者是平行宇宙，今天的一切是过去的映射，我们认为的真实可能只是那个时代的海市蜃楼。对历史的审视，得到的是现实的折射。因此，“知不知道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尽力去知悉和了解历史，让走走对未来感到乐观。

　　想书写历史，首先要做的是搜集资料。这一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一方面是有些资料因时间久远难以找到；更重要的是，资料不断累积，感受到的伤痛也在累积。历史人物“被动式的命运”和惨痛的经历，让作者的写作内耗很大。对于这些历史的创伤，已有很多传记类作品去呈现，既然写得如此辛苦，用小说重构历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走走的答案是：“小说比传记多出的，是个虚拟维度。传记是知其然，而小说是知其所以然。”

　　用小说重构历史的过程中，走走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以虚拟的人物和情节来推动，在提醒人们这些个体及其经历曾真实存在的同时，加进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命运轨迹的思考和探究，反刍自己关于生命和现实的已知。

　　真实与虚构的交杂让这部小说集里的几个故事给人虚实相间的幻觉感，在这些幻觉中，历史与现实的时间差得以消弭，小说中的世界于是广阔起来。

　　即便把视野投向历史，“怎么写”依旧是走走考虑的问题。目前，中国严肃小说的读者不多。经过近乎天真的追求理想的八十年代，中国迅速进入人人期待消费与被消费的年代，严肃小说和诗歌成为奢侈品。考虑到这一点，走走没有被动接受，而是思考如何把严肃的内容放进易读的类型小说中，用童话、侦探小说、鬼故事等形式去包装，跟故事贴合的同时，也能让读者得到阅读的乐趣。

　　《水下》中《莎菲奇遇记》一篇，走走将丁玲在延安的经历用童话的方式写出。“王子与公主式”的轻松语言与故事本身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在文学层面将人物还原，甚至比历史更丰满，更有温度。

　　写作者需窥视他人，更需自我检视。走走原来认为，生命就是用来写作的，写作高于一切。她先生是外国人，从不要求她做饭、洗衣，也不用去做中国传统中很形式的探访亲戚等，她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写作上，不被打扰。但当她为写老舍去查阅资料时了解到，战争中的当事人为与家人团聚，愿徒步跋涉三个月，这让走走对家庭的观念开始改变。她意识到，“生活其实是比写作要高的”。

　　在人人忙于生活，无心检视自我的当下，走走在历史的角落里看到的，是那些在艰难环境中依旧努力生存的人们，他们维持着稀少而珍贵的友谊，甚至关爱一只刚刚孵出的小鸡。这种面对生活的温柔和勇敢触动了她，也渐渐化成了她自己的勇敢。

　　历史充满艰辛，现实生活也不例外，从自己的笔下人物渐渐获得的力量，让走走对人性充满信心，对未知的人世不再畏惧。如今她想做到的，就是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