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 城市沉沦之前，人有一种怀念

　　采访定宜庄，路上需要经过一家乐天超市。这些天，新闻里、条幅中不乏充满戾气的骂声。“其实北京人不骂人，北京人讲究是把你损得难受死了，都不带脏字”，定宜庄话中有幽默感，也有失落感。从史学出发做关于北京城的口述史近20年，她越做越有焦虑感，因为越深知这座城丰富的内涵，就越担忧它的消散会引发一座城市不可逆的变化。

　　前几天，定宜庄见到了《胡同里的胡奶奶》中祁淑洪的女婿，得知姑奶奶95岁了仍然健在，她非常高兴。口述史有多重意义，但每一次做访谈，她总有一个最小的愿望，就是让老人开心，让他们感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能总充满戾气”，定宜庄说。

　　知 青 经 历

　　我很难接受一元化的固化观念

　　1968年，当父母都进了“学习班”，不到20岁的定宜庄踏上了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路。

　　定宜庄至今记得，为了照顾从北京城来的十几岁的女孩子们，队长破例在草原上挖了几个坑，用柳条篱笆围起一间厕所。“后来我们就懂了，那是破坏生态，今年破坏了一平米的草皮，明年消失的草地可能就是一公里”，定宜庄回忆，只有那么一次，后来知青自己也不再提这样的要求了。

　　上世纪60年代的草原上，蒙古族放羊牧马，住蒙古包说蒙语，逐水草而居，人们仍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牧民为固定牛马要挖坑扎桩，搬家时要用牛粪把拔出马桩后留下的土坑糊上。定宜庄说，“那是他们的祖先为他们留下的草原，保护它，爱护它，是祖辈相传下来的规矩”。

　　定宜庄在锡林郭勒度过了6年，住在老一辈牧民家里，与同辈的蒙族孩子以兄妹相称，也与最初完全接受不了的生活方式、一点也听不懂的蒙语慢慢磨合。这段岁月让定宜庄深知，每一种语言都是不可代替的，而草原的习俗与生活方式绝非是“落后的”。

　　“人生的特点就是越丰富越好”，定宜庄说，“我和丈夫一起回去过很多次，跟走亲戚一样”。有时牧民也会来北京，家里没人时，就会直接在台阶上坐着，等着他们夫妇回家。另一方面，她深知那一代知青确是蹉跎了。定宜庄写过《中国知青史》，她否定那场运动，也反感“青春无悔”这样的口号。“从整体上说，国外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者所能达到的那个高度，是我们已经赶不上的”。

　　定宜庄是幸运的。1974年回城后，她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专业史学领域后，定宜庄才发觉知青经历对她日后发展的重要性。在主流认知中，中国文化就是汉族的，汉族的文化就应把少数民族融合进来；而回到“传统”，就是穿汉服、学古汉语。

　　“我已经很难接受这种一元化的固化观念了”，定宜庄说。她从事了近20年的口述史研究，也因学界的固化观念遭遇过不解。

　　1996年，定宜庄去台湾交流。当时“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在所长郭廷以的倡导下，有大批历史学者投身口述史，话题辐射大陆来台的国民党高官、老兵、妇女、“二·二八事件”和各行各业。回京时，定宜庄不顾超重，用背包把多本口述史著作背了回来。

　　定宜庄在台湾接触到的口述史，追溯源头，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口述历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它由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创，最初以二战、美国内战为聚焦点，在美国蓬勃发展。50年代末，胡适回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把这套口述史方法完整引入，也铺垫下近40年后定宜庄与口述史的结缘。

　　真 伪 之 辨

　　抽丝拨茧是史学的功夫和魅力

　　“做这一行，还是很寂寞的”，作为一个在口述史研究中强调史学主体地位与优势的历史学者，定宜庄说。

　　因二战而起的口述史在西方发展为一种公共运动。如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中所倡导，人人都有权利、也应该做口述史。当胡适把口述史带到台湾后，直到1982年，第一本口述史《凌鸿勋先生访问纪要》才出版，真正井喷式的发展则要等到1987年“解严”之后了。

　　尽管如此，定宜庄仍羡慕口述史在台湾学界的发展，像许雪姬、王明珂等史家都曾涉足这一领域。在大陆，一方面，作为群众运动的口述史很难成为澎湃的主流；另一方面，口述史在史学界仍受冷遇，媒体、文学领域中，如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其传播度远高于史学范畴中的口述史研究。

　　定宜庄对此直言隐忧：国内长期一元化的声音，容易让人对事物存在旧有的固化理解，而且好的口述访问者需要有一定的学理“门槛”。从一开始做口述史，定宜庄就基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空间、族群的理论以及对“发展”的反思去选取样本。她寻找的北京城往事的讲述者，既有东城的爱新觉罗后人，也有城墙根下的穷人，涵盖了满族，回族、蒙古族，也能为研究移民和土著的区别、族群认同提供依据。

　　按照“大家来做口述史”的路数，口述资料采集后就可以被存档。但在定宜庄这里，这只是一个开始，口述史的后续尤其是真伪辨别至关重要。若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谎言未经校勘与田野调查便开始流传甚至被利用，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定宜庄在文献上下足了钩沉索隐的工夫，并通过附上以资考证的资料、补充大量注释，尽可能让口述背后的故事得以呈现。

　　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心的史家，面对访谈对象沉默不言或闪烁其词，很难就此止步。比如定宜庄经过16年间的多次追问，终于挖掘出一位台湾老先生几番欲言又止的参加“抗日杀奸团”的经历。由于因台湾的认同问题复杂、抗日杀奸团后又与国民党一度存在若即若离难以讲清的关系，老先生诸多顾虑，每每绕过。但于冰山一角中窥见真相，恰是史学的功夫，也是定宜庄眼中史学的魅力所在。

　　做北京人、北京城的口述史近20年，她遇见过交流程式化的表演家，满嘴跑火车的江湖人，也访谈过对学者态度轻蔑的受访人。人生百态都会增进对人性的了解，“最后，你会知道怎么做人”，定宜庄说。

　　回 望 京 城

　　我对文化的沉沦特别痛心，又很无奈

　　“北京是我出生的城市，如果不出意外，我也会终老在这里”，定宜庄说。从1999年第一本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专著《最后的记忆——16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到如今的“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定宜庄近20年来的口述史研究始终落脚于北京城。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收录了80余位老北京人的故事，不少人第一次接受定宜庄的访谈已是十几年前，为这套书做再访时，大多数老人已不在世。近几年，她最怕接到这样的电话，“我是某某的儿子（或女儿）”，略作停顿之后，往往是“我妈妈走了”。

　　因为访谈对象多是老人，有人会用“抢救”老一代人的记忆来理解定宜庄的口述史研究。定宜庄却用另一个让人意外的词袒露内心的关切：“沉没”，在大多数人眼中狂奔向前的北京，“正在急速沉没”。

　　先是人心，从北洋军阀到日本人入侵再到内战，北京城里淳朴的人心、人与人之间温暖和谐的关系在纷乱世事中变化。1949年后，满城的人又眼睁睁看着城墙被拆。如今古老建筑消失殆尽，“北京人”的消失则开始以最根本、最彻底也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形式逐渐凸显。“我在我住的小区出门散步，已经听不见北京话了”，定宜庄说。

　　城市另一端，南锣鼓巷人头攒动。这样的胡同里很难找到曾经中式的 “悠然与优雅”。在幽深的胡同里，可能住着一辈子几乎没走出胡同多远的姑奶奶们。她们有生活的规矩、礼数和滋味，有她们特有的幽默感。即便是住在南城的江湖艺人，他们忽悠起来没完没了，但不会害人。

　　因为人，北京城的内涵极其丰富，由其消失所带来的损伤历久弥深。就像在草原上挖一个坑，对草场的破坏，一年可能看不出来，但十年呢？北京城发展这几十年来，在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上，是否有不可挽回的损失？

　　她很难接受当下人们身上的戾气，更看不惯这些天打在乐天超市门外横幅上的粗俗标语。不是没见过更残忍的画面，“文革”时定宜庄曾亲眼见过自己的老师被活活打死，但当她因学术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因口述访谈看到曾经人与人之间平和的关系，她自然会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城市在沉沦之前，人有一种怀念。我对文化的沉沦特别痛心，又很无奈”，定宜庄说，自己像是蚍蜉撼树，“但呈现一点儿只光片影，总比没有好”。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