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限度就是思想的限度

　　从文言到白话，从传统经史到现代名家，我们绝大多数人现在的所读、所写、所学，都已与上世纪初及以前的国人彻底不同。这一转变的发生，虽要追溯至自晚清就开始的文学变革和白话运动，但至关重要的转折节点，无疑是1917年，由胡适、陈独秀率先发难的那一场“文学革命”。

　　他们的主张，有一些在如今看来乃是语文常识——“言之有物”、“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不是孩童即知吗？但在当时，胡适的这几点“刍议”深具反叛性和建设性，让《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初读时都感到“快慰无似”。

　　他们的另一些言论，在如今看来又霸道过激。古文家如明代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和姚鼐，被冠以“十八妖魔”的名号；而文言则被视为“死文字”，甚至钱玄同还曾提出应“废灭汉文”，决绝的姿态令人瞠目。

　　因为那是启蒙与革命的时代。在民国初年气象未新、不无压抑的氛围下，知识界的新锐人物们深感重估传统价值、推进思想启蒙的必要性。文学革命、语体改革，正是他们找到的一个突破口。以白话取代文言，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乃是为了给新的思想、新的感觉找到新的表达载体和工具。

　　这些如今看上去波澜壮阔又不无枯燥的文学史定论，在最初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一篇篇试探性的文章踏出来的路。这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感受过连反对者都没有的寂寞，也体会到了“暴得大名”的影响力和“五四”之后摧枯拉朽一般的社会效应。

　　他们取得的成效，是巨大的。仅从文学领域看去，当如今我们将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曹禺的《雷雨》……奉为一代文学经典，决不应忘记是先有文坛先锋们“白话文学”、“新文学”的疾呼，为汉语文学开辟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才得以收获这些创作上的实绩。

　　除此以外，1920年，在“文学革命”发端仅仅三年之后，教育部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小学中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相较于精英化的文言，白话文无疑更有利于文化知识向大众的普及；而新的话语系统，也为种种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合适的载体。这一百年来，国民总体知识水准的提高乃至于现代公民的养成，都与白话文的普及有着内在的关联。

　　但另一方面，猛烈、偏激的新文化者们因急于破旧立新，将传统文学统统斥之为“腐败”的“死文学”，几欲灭之而后快；又将语言文体视为一种工具，而忽视了审美性的层面。这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卑俗化？如果当时不秉持非白即黑的逻辑，我们现在的国语有没有可能更加典雅和丰富？

　　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详见B02-B05版·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