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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力量

人心思变与文学革命

2017年04月0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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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文学改良刍议》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刊载《文学改良刍议》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陈独秀(1879-1942)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新青年》杂志主编

  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五号时,这份已创办两年的杂志正处在难以为继的危机之中。

  1915年《青年杂志》初发行时,只印1000份,其中还有部分属于赠阅。1916年3月改为《新青年》,销量并不见长,到了1916年底,还是惨淡。据吴虞观察,《新青年》在整个成都地区只卖了五本。

  这种经营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初才有了爆发式的改变,五四运动后曾一度达到15000份以上。虽然1917年底,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威胁要停掉这份杂志,但经陈独秀反复交涉后得以续办。续刊理由,一是销数虽然不广,一直处于上升中,到1917年3月,成都的《新青年》已经可以卖到30本了;另一个理由,是1917年初,确实出现了一个拐点,让《新青年》的名声已经与前大不相同。这个拐点,便是二卷五号、二卷六号的两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快慰无似”

  陈独秀“发现”胡适

  1916年2月,《青年杂志》已出满一卷六期,却并未得到预期的反响,陈独秀自我期许的“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不但看不到曙光,还因为刊名争议被迫更名。周作人晚年回忆当时的观感:“(《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因为各种原因,《新青年》二卷一号发行,已经是1916年的9月1日。这六个多月的停顿并非全无好处,至少作者栏的名字大有变化,除了熟悉的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老辈名士如谢无量、刘叔雅不见了,换上来的是李大钊和胡适。

  胡适这个时候还在美国忙他的博士论文。他在美国倒是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但遭到身边同学友人如朱经农、梅光迪、江亢虎的一致反对。反而是大洋彼岸的陈独秀,从胡适写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信中发现了胡适“输入文明”的主张,大为欣赏,当即托汪孟邹向胡适百般约稿,甚至不征得胡适同意便将《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连载。

  陈独秀办《新青年》,最大的问题是他希望从《甲寅》的“政治改革”转向“文化建设”,但是苦于提不出较为成体系的文化主张。当时国内知识界讨论最热烈的文化命题是“孔教”。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颇有关系,是“国人之公毒”,但这不是新鲜的观点,只是陈独秀一贯姿态激烈,只有他喊出了“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但在论及“古文与孔教”时,陈独秀似乎有力不从心之感,只能笼统地反对“文以载道”,主张“结构之佳,择词之丽,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为“美文之要素”,他甚至不反对“偶尔用典”。

  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标题上比胡适在美札记《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退了一步,但提出的“八事”极为清晰简明: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难怪陈独秀读到后觉得“快慰无似”,因为这篇文章为陈独秀与《新青年》提供了一个适时的“议题”,可以帮助《新青年》解决影响不广的问题,也能打破国内死气沉沉的文化格局。

  “鲜明确定”

  强调推倒的《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迫不及待地致信胡适,邀请他回国同编《新青年》。蔡元培邀请陈去当北大文科学长,他说“不去”,因为要编杂志,反而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他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安徽小老乡的欣赏,达于极点。

  陈独秀的好处,是一旦打开了思路,确定了主张,他就能以最激烈的极端姿态,将这种主张喊到最响。孔教问题是如此,文学革命问题也是如此。一个月之后,他就拿出了《文学革命论》,许胡适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自己则“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提出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两文比较,你会发现《文学改良刍议》有可操作性,针对的是改正“弊病”,而《文学革命论》着重的是姿态,强调“推倒与建设”。前者是“知乎体”,后者是“公号文”。

  这两篇文章的推出,确实有着爆炸性的传播效果。据张国焘回忆,1917年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新青年》)的很少”,直到《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表,“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

  郑振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撰写导言时,这样评价两篇文章:“后来改成了《新青年》……在思想和主张上有了一个激烈的变异。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应为《文学改良刍议》——笔者注),在一九一七年发表。这诚是一个‘发难’的信号。可是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他还持着商榷的态度,还不敢断然的主张着非写作白话文不可。陈独秀继之而作《文学革命论》,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

  《文学革命论》比《文学改良刍议》“鲜明确定”,主要区别在于作者态度的激烈程度。充斥着“革命”、“推倒”、“宣战”、“排斥”之类决绝性语词的《文学革命论》,让原意是“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的胡适吓了一跳。胡适主张“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认为:“白话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郑振铎因此赞扬陈独秀说:“他是这样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

  挑起论争

  真正引起公众的注意

  有意思的是,二卷五号、六号这两卷杂志之间,正好隔着一个“北上”。编《文学改良刍议》时,陈独秀还在上海,发表《文学革命论》,他已身在北大,“一校一刊”的结合,风云将起。

  从此之后,陈独秀似乎找准了《新青年》的调性,在更新锐的编者钱玄同、刘半农的帮助下,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出,从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的“双簧信”,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再到《新潮》《每周评论》的创刊,“文学革命”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展开了。

  “文学革命”新的尴尬点在于:虽然已赢得了崇尚新奇的年轻学子注目,但这场革命仍然处于鲁迅所谓“不特没有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境地。比陈独秀更激进的钱玄同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固然是“为文学革命找到了对象”,但那些谬种与妖孽都不来理会,所以才有了钱玄同、王敬轩的“双簧信”。

  “王敬轩”的来书和刘半农的答书中,各有一大段是关于林纾译文的,这是公开的挑衅。之所以选择林纾做靶子,大约因林纾以桐城古文译西洋小说,在公众中影响较大,而从旧学问系统的眼光看来,他又算不得一个纯正的学者。像严复就嘲笑林纾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然而练过武术的林纾,有着一副刚烈的性格,受不得这种公开的嘲笑与讽刺,他的还击,从《荆生》《妖梦》到《致蔡元培书》,才让“新旧论争”不是左右互搏地自说自话,而真正成型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究其实,“文学革命”的提出,是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造成的政治压抑气氛下,人心思变的必然结果。从洋务运动仿造坚船利炮,到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学习西方制度,再到民初议会政治失败,新式知识分子转向文化建设,“彻底重估、改变中国社会一切”的心态蔓延在许多人心中。“古文/白话之争”是这种决绝心态的一个突破口,新文化阵营相信,死文字不能带来活思想,旧文学无法配合新思潮。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而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才是百年后仍能引人深思的要点。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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