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与士变

　　胡适 时势与英雄

　　谈及1917年的文学革命，首先要讲的人物一定是胡适。他是先锋，也是主将，是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创作的实践者。多年以后，他将当时的自己形容为“逼上梁山”——是时势推动了他、造就了他。但我们已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胡适的自信与自觉，百年前文学革命的历史会如何改写。

　　众所周知，胡适的一生，在学术上涉猎极广，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学、考据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功。但纵然如此，“文学革命”也足以列为他最卓越的功绩。

　　而回到1917年，也正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和文学革命的兴起，让刚刚学成归国、只有二十六七岁的留美博士胡适在知识界“暴得大名”。由于这一运动在之后几年影响越来越大，胡适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青年学生心目中思想界的“泰山北斗”，持反对态度的章士钊曾在文章中颇带讽刺地说，当时一些少年人“以适之为大帝，绩溪（胡适故乡）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虽是攻击之言，却也足以窥见胡适在当时的地位。

　　作为领路者，胡适的姿态其实称得上谦虚、温和——尽管从不缺少坚决。《文学改良刍议》的“刍议”，是“商量”的口吻；《尝试集》的“尝试”，是实验的态度。但毕竟都是胡适，在那一时刻站在了潮头的位置。

　　胡适的理论建构和总结，特别贴合那个废旧立新、人心思变的时代。还在美国尚未回国时，他已经在和友人的讨论中提炼出了“活文字”和“死文字”这对概念，“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而非日用的语言，就是死文字。这对概念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活文学”与“死文学”，在胡适此后的论述中经常提到。一死一活，对比之鲜明有力，能对衰败中国中的思变者造成直接的刺激，这正是自晚清就已开始的白话运动所不具备的。

　　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对尚未被锤炼验证过的“新”，乐于去亲身实验。《尝试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选择诗歌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胡适是大胆的。白话小说在中国已存续多年，在小说这种文体中提倡白话，受到的阻力并不大 。但谈及诗歌，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如果尽用白话、打破传统诗歌的格律和句法，诗就不能称为诗了。

　　在提出“作诗如作文”受到朋友们的驳斥后，胡适决定亲自“尝试”一下。《尝试集》中的新诗，如今看来尚未甩脱旧诗的套路，更称不上完善的好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其中这样的句子甚至成为不少人的笑谈。但毕竟是胡适的率先实践，让白话新诗有了新的想象和创作空间。

　　他又有一种“史”的高度自觉。同样是尚在美国的1916年，胡适就已经提出：文学的历史是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把他所要倡导的白话文学建构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文学革命取得了初步的实绩，又是胡适写了《白话文学史》，从传统文学的脉络之外理出一条属于白话的文学史线索，为白话文学找到佐证和正当性。

　　胡适的文学史观，从自然科学那里“借”来了进化论的观点和框架。文学能适用于进化论吗？这在当时也是“学衡派”等人攻讦他的要点。但毫无疑问，文学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是文学改良最有力的武器。

　　胡适后来将文学革命中的自己概括为“逼上梁山”，说自己原本是个保守分子，被众人所迫而走上了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正如1917年3月胡适归国之前在日记中所记的一句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格言：“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胡适对自己之于时势的关系，从不缺少敏锐的自觉。

　　梅光迪 审慎的“保守主义”？

　　梅光迪和他所创办的《学衡》杂志，在这场文学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反对者。本与胡适私交甚笃的他，无法认同老友激进的文化主张和革命姿态。他主张融贯中西、取长补短，而非推翻古人、以新易旧。回头看去，学衡派的批评不无中肯之见，但那个时代，学究气的稳健注定站不到舞台中央。

　　文学革命曾前后遭遇过几波反对声浪，根据胡适自己的梳理，林纾是“被塑造出的‘激烈’反对者”，而“学衡派”的梅光迪和胡先骕则是“坚定的反对者”。“学衡派”的几篇代表文章——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的《评〈尝试集〉》，长篇大论地批评胡适和文学革命，是此运动中最重要的反面声音之一。

　　但“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与胡适有着多年的友谊。胡、梅二人为安徽同乡，早在1909年即已相识，两人一见如故。1910年、1911年，胡适和梅光迪先后赴美留学，自此过从更密，书信往来不断。他们在学术趣味上的差异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几年后，胡适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梅光迪则求学于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欧文·白璧德门下。相比于胡适的敏锐、果敢和能开风气之先，梅光迪审慎、稳健，对激烈的变革持否定态度。

　　1915年前后，胡适开始表达自己“文学革命”的主张，包括梅光迪在内的几位友人是他主要的对话者和反对者。那两年间胡、梅二人的信件往来，几乎可以作为“文学革命”的“前传”来读。在《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1915年9月17日，他作白话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梅光迪字觐庄）：“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之后一年，两人争论越来越多，胡适提出要以白话写诗，“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光迪在信中表示“颇不以为然”，因为“诗之文字”和“文之文字”绝不能混为一谈。作为回应，胡适送给梅光迪一首白话打油诗：“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如此歪诗自然受到梅光迪的嘲笑。

　　关于文学改革，两人的意见基本相左，但胡适的成体系的观念，正是在这种辩论中形成。据他晚年回忆，“我们辩论不休，愈辩则牵涉愈多，内容也愈复杂愈精湛，我的朋友们也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

　　但无论1916年的争吵有多激烈，都毕竟属于友人之间的私下驳难。等到1917年初，《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又在不久后完成答辩归国，正式开始推进文学革命，那些被梅光迪批评、驳斥过的意见就再不是胡适的个人态度，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文坛运动了。

　　1919年10月，梅光迪完成学业归国，他拒绝了胡适请他赴北大任教的邀请，前往南京，担任东南大学教职。与此同时，他召集志同道合的吴宓等人，打算与胡适“大战一场”。1922年，《学衡》发刊，第1期上就刊载了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和胡先骕的《评〈尝试集〉》。

　　梅光迪在文章中称“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批评其偏于诡辩投机，犯了文学进化论的流俗错误，“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梅光迪认为，真正要建设新文化不宜急于求成，而应无论中西先加以彻底研究和明确批判，然后融会贯通，“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梅光迪和“学衡派”的反对，与古文家林纾等大不相同。他们其实同样追求维新和文化启蒙，只是相比于偏激猛烈，希望走一条更理性稳健的路，他们的许多独立见解，多年之后仍见其价值。但历史的问题在于，当时真的有那样一条路可走吗？还是注定只能先以矫枉过正来冲破罗网，再重新发现“保守者”们的可取之处？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