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新民

　　林纾 “封建复古派”？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纾是个争议人物——是古文家，却也写白话诗,因晚年发表了反对新文学的过激言辞，成了人人可骂的“封建复古派”。200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里说：“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历史对于林纾，是公平的吗？

　　生于清末乱世，福州人氏林纾（林琴南）家境贫寒，却嗜书如命，上不起私塾，只能当一名旁听生，20岁之前校阅残破古籍不下两千卷。本是一介穷秀才，却在30岁这年成为了光绪壬午年举人。

　　“忠君”不一定泥古，对林纾而言，“爱国”亦为“忠君”底色。晚清国势飘摇，林纾深受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影响，与同乡举人曾数次到北京“公车上书”，恳请变法，然而维新救国之梦终是破灭。

　　林纾不过一介书生，虽曾把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奉若北斗，却从未想过党同康梁，1899年起更是绝情仕宦，回归书斋。他珍惜自己“古文家”身份，其创作以桐城派义法为楷模，却主张避开语言的清规戒律，一再否认自己是桐城弟子。

　　桐城文派自晚清以来遭遇严重危机，林纾却另辟蹊径——他用维新思想和古文义法译介的大量外国小说市场走俏，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了一些尊严。

　　古文流进了林纾的血液，铸就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魂。而在一个思想剧烈震荡的新旧交替时代，古文的衰弱无可挽回。待到新文化运动主张废弃古文、改用白话文之时，林纾的无可忍耐似乎顺理成章。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同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国民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他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论据，“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林纾认为西方变革并未废弃拉丁文，而是从中吸取养分，中国的古文亦当同理。此番温和言论被胡适用现代文法加以嘲笑，林纾并未反击。

　　此后为推动白话文运动发展，新文学主将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都指名不指名地批评林纾。林纾气不过，开始反击。1919年他写下《荆生》和《妖梦》两篇滑稽小说。《荆生》写“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不知何许人”的“狄莫”（影射胡适）三人相聚陶然亭，大骂孔夫子，讨论白话文，被一个“伟丈夫”荆生胖揍一顿。《妖梦》则是写田恒（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影射胡适）二人，提倡白话，反对古文，得到“白话大学堂”校长（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结果三人被妖魔张口吃掉。

　　图一时泄愤的滑稽小说，并不能反映林纾的态度。真正代表其思想的是1917年的《论古文之不当废》、1919年《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三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林纾哀叹文言没落，但没有攻讦白话文，他反对的只是“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交往的惟一语言工具”的主张，“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凡京津之稗贩，君可用为教授矣”。

　　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尽废文言”不过是新文化阵营“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一切都是为了涤荡新文学的路障。面对白话取代文言的大势，他亦只能发出“吾辈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之叹。

　　事实上，林纾并不排斥古文和白话文并存——他早就是白话文的使用者。1900年，林纾客居杭州，曾为林万里、汪叔明创办的白话报社写《白话道情》一文；1913年，他在《平报》发表《论中国丝茶之业》，希望创办白话蚕报；在林译小说中，有许多“白话”的音译词和俗语。

　　1924年林纾逝世，新文化倡导者渐渐能中正地谈论他。胡适1926年写下《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说“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逝世前一日，林纾在儿子林琮手掌上写字：“古文万无灭亡之理”。若这位被污为“封建复古派”的古文家看见百年之后中国文言与白话的语言局面，不知是否依然确信当年之言？

　　钱玄同 “身份虽是儒，性格却是侠”

　　在“五四”同人中，钱玄同以言辞剑走偏锋活跃于文学革命舞台，他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猛将，曾言“应烧毁中国书”、“废除汉字”，鲁迅说，“十分话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

　　殊不知，以“文化斗士”面貌示人的钱玄同，五岁从师读经，在文字、音韵、经学诸方面颇多建树，只因五四时期“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

　　1887年是钱玄同出生之年，洋务运动正轰轰烈烈，钱家却依然希望钱玄同通过饱读圣贤书来“学而优则仕”。深受“旧学”熏陶的钱玄同，13岁从塾师读“春秋三传”，14岁通读《周礼》及《说文解字》专著。钱玄同子女评价父亲早年生活时说，“可以说我们的父亲在15岁以前，是被关在书房里读经书、学做八股、预备考秀才的一个人。”

　　1901年清朝科举考试内容变革，《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成为参考书目，且梁启超等维新派带有“策论”风格的“新学”文章风靡一时。钱玄同受清末白话文运动影响，1904年和朋友办《湖州白话报》。

　　1906年钱玄同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研习国学，曾在章氏主办的白话文刊物《教育今语杂志》发表文字学文章。当时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提倡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章太炎撰文批驳，钱玄同拥戴其师，说“我国汉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

　　彼时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影响很大，其意在从方言中寻求古义。钱玄同谈到章太炎的复古主义对他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章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也就是现代的话，现在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去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体，言文一致’。……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说，便绝对不敢轻视现代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文的根。”

　　钱玄同之前，陈独秀文学革命的对象是“十八妖魔”：明朝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等人。1917年2月，在发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2卷6号上，钱玄同发表了一封信，直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胡适说：“钱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对我们又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文学革命初期，社会反响并不强烈，钱玄同心急如焚，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合演了一场文白论战的“双簧戏”，引来黄侃、林纾等古文派反击，一时成为一场“大仗”。

　　这还远远不够，在他提议下，《新青年》于1918年4卷1号始以白话文出版。彼时胡适写成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钱玄同劝胡适别再扭捏，“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 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

　　钱玄同又一功绩在于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彼时鲁迅处于思想沉默期，钱玄同隔三岔五就到绍兴会馆与其沽酒夜谈。如鲁迅所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就出自钱的劝说之功。

　　“汉字革命”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重要内容，钱玄同已不是那个跟随章太炎认为“汉字最优”的学生，他此时对一切“古”的东西“深恶痛绝”，连名字也称为“疑古玄同”。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自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后，钱玄同成为国语运动主将。而他的汉字革命绝非喊喊口号，而是真正的践行。他十年里审定了国音常用字汇计12220字，创编了白话国语教科书，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他提倡并推广世界语，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汉语百年不废，今天看来钱玄同的主张不乏偏激，而他竟是个正直又性急的人，旁人评价“身份虽是儒，性格却是侠”，他清楚自己持有“偏谬精神”，多少年来却还是说着“偏激话”。这也许是因为，一个心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遇上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他的急吼吼，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寻觅救国之路时的焦躁。他的偏激对五四精神是一种损害，而他自己又何尝不受到这种损害？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