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一种“启蒙时代”的错觉

　　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以他的处女作小说《蝇王》奠定世界声誉，这本恐怖小说探讨的是人类的天生蛮性和后天文明理性之间的争斗。戈尔丁在小说创作中始终探索的主题，在于人性的“恶之花”。而他1980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启蒙之旅》，则把这个主题又往深渊里推了一步——人如何在“善”的妥协下，让“恶”毁灭他人与自我。这一次，在汹涌无情的大海上，一群魑魅魍魉的人间戏剧正在上演。

　　牧师之死

　　海上的蓄意谋杀

　　“那么，这简直是一个墓场了。”

　　“我们就这样吊在海水下面的陆地与天空之间，犹如树枝上挂着的一个干果，或者是池水上漂浮的一片叶子。”

　　这并不是对话，而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长篇小说《启蒙之旅》的两位主要人物——贵族青年塔尔伯特和年轻牧师科利，乘那艘“守护者”号破旧军舰进入大海之后，以不同的心境分别写下的两句话。前者出自塔尔伯特为爵爷教父记下的航海日志，后者则出自科利写给姐姐的信。它们之所以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是因为它们从各自的角度早早预示了整部小说的死亡基调。

　　戈尔丁为这部小说设置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发起的英法海战的后期。尽管小说发生的空间是那艘破旧得令人无语的军舰，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任何意义上的海战。真正的考验，只是海上的狂风巨浪以及恶劣的天气。“守护者”号军舰的目的地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新西兰的对跖岛。这艘船满载士兵、水手、禽畜以及去殖民地谋求新生活的乘客，在漫长得枯燥乏味至极的航行中，在时而暴风骤雨大浪滔天、时而风平闷热航行近乎停滞的交替折磨中，因无聊与欲望发生的各种庸俗龌龊之事都不令人意外，唯一的意外，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年轻牧师科利之死。

　　漫长的航海过程中，在连医生都没有配备的军舰上，人人都知道死人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在戈尔丁的这部小说里，死的是个牧师。他的死因直到结尾部分才揭开谜底——不善饮酒的科利被人恶意灌醉并遭受性侵之辱后在绝望中死去。随着由舰长安德森发起的草草进行的调查、审讯最终不了了之，读者才意识到，这其实几乎就是一场蓄意安排的谋杀！

　　这个念头猛然浮现时，读者会恍然发觉，这个结果简直就像戈尔丁事先埋好的炸弹，前面近乎四分之三的篇幅，三叠式结构，都只是引线，它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燃烧着，也正因如此，那炸弹最后的突然爆炸才会令人震惊。这种震惊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仿佛小说的结尾忽然变成了谜一般的开篇。

　　戈尔丁到底要干什么呢？对于见惯了麦尔维尔、康拉德式海洋小说“大场面”的读者而言，在打开《启蒙之旅》这样一部风格“古怪”的作品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找不到一个阅读切入“点”。毫无疑问，戈尔丁戏仿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斯特恩的笔法所叙述描绘的十九世纪初的海上航行，尽管多的是庸俗无聊之人、乏味污秽之事，却又充满了活力且颇多黑色幽默的意味。关键是他营造了一种极强的带入感，仿佛你就在那艘破军舰上，跟主人公塔尔伯特一样，冷眼旁观每天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那个年轻牧师如何在备受排斥与蔑视的处境中苦苦煎熬。你会跟塔尔伯特一样，觉得这位神职人员幼稚、脆弱、可笑而又可怜，会在他遭受莫名侵犯之后抱以同情之心，甚至想着要为他伸张正义。

　　一场实验

　　考验精神与灵魂的异化

　　但戈尔丁并不想在小说中进行惩恶扬善的道德训诫，也不是对专制与暴力的批判，更不是对人性之光的呼唤。他试图完成的，跟他在早期成名作《蝇王》中所做的相似——将人置于非常之境后，来一场考察精神与灵魂“异化”的实验。但这实验却并非是游戏式的，而是复杂寓言式的。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戈尔丁为小说设置的矛盾是多层次且相互交错的。

　　野蛮VS文明 成为谎言的共谋

　　冷酷无情的舰长安德森所代表的，是由于长期远离社会而导致的人格扭曲后的野蛮专制。舰上唯一能跟他抗衡的，就是年轻贵族绅士塔尔伯特所象征的传统权力。出于对塔尔伯特背后爵爷与总督权势的顾忌，舰长不敢贸然与他发生直接冲突。而塔尔伯特尽管享受了舰上最高礼遇，却也不能奈舰长何。即使是最后舰长亲自为他揭开了牧师科利受辱死亡案的一角，他也不得不成为谎言的共谋者。

　　贵族VS平民 格格不入的同情心

　　出身贵族且借势权贵正轻松走上荣华之路的塔尔伯特，从一开始跟舰上的大多数下层平民就是格格不入的。他厌恶他们的粗俗——即使把舰上最漂亮的女人搞上手，也会很快弃之如敝屣。面对备受舰长等人压迫的年轻牧师科利时，尽管他也本能地出于正义感试图加以援手，甚至想要揭开命案真相，但实际上在他眼中，科利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小丑。

　　理想VS现实 人性被暴力碾碎

　　虽说塔尔伯特跟科利出身不同、处境不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都是胸怀某种理想奔向那个遥远新世界的。塔尔伯特想要走上成功的仕途，而科利则是要成为受人尊敬的牧师。这两位涉世都不深的年轻人在这次海上之旅的过程中无疑又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他们的理想都被残酷野蛮的暴力现实中碎成了粉末。

　　狂热VS冷静 自我人格的分裂

　　安德森舰长为人冷酷且专制，但他竟然还是个狂热的植物爱好者，在军舰行使权力时的他，跟沉浸在自己的小植物园里的他，简直就是分裂隔绝的两个人，一个焦躁易怒，一个安静自在，可此二者竟互不影响。牧师科利是个尽管柔弱却不乏勇气的天主教徒，即使在那种尴尬难堪且危机四伏的处境里，他仍然敢于传经布道，企图拯救堕落的灵魂。可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潜藏着古希腊式异教偶像崇拜意识。

　　“死亡之旅”

　　毁灭的“觉醒”导向末路

　　正如科利所言，这是一艘没有神的船。当是时，启蒙主义的影响在普通人层面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的宗教社会与信仰的不断瓦解，以及对世俗欲望的放纵与沉湎。这种现实状况的影响同样波及科利的内心深处——当他激愤地指出神不在这艘野蛮军舰上时，却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暴露出其信仰的脆弱在本质上跟不信神的人并无差别，仅仅是军舰上的小世界里的恶事，就让他认为有神不在之处，而这才是他精神崩溃乃至信仰逆转的真正根源。

　　如果我们称这种逆转也是一种觉醒的话，这种觉醒却注定是毁灭性的。在科利心里，结果并不是一种新的信仰取代了旧的，而是相当于用一种本质脆弱的狂热激发了另一种丧失理性的狂热，结果就像火星撞地球，同归于尽。

　　本书英文名是“Rites Passage”，直译的话，应是“过界仪式”。对应书中内容，不难理解何为“过界”。一船人从英格兰驶向新西兰，是过界。船上人们的渎神，是过界。有着虔诚信仰的牧师科利迷上了“半神”比利·罗杰斯也是过界。最后他所遭受的性侵式凌辱则更是过界。这所有的过界，合在一起，以科利的海上葬礼和他死后在船上诞生的婴儿的洗礼仪式告终，而主持葬礼和洗礼仪式的，正是制造科利死局的安德森舰长这位不信神的“恶人”。还有比这更具象征意味的吗？或许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译者将书名大跨度引申意译为“启蒙之旅”，而不是直译为“过界仪式”。译者应是在反复揣摩作者写作意图的基础上做出这个选择的。

　　戈尔丁写这本小说，难道不是为了揭示这样一个残酷事实：认为“启蒙时代”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时代显然是个巨大的错觉，现代工业文明无可救药的破坏式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足以颠覆对“启蒙”的任何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之旅”与其说是人类的“光明之旅”，不如说是已然“过界”的人类的“死亡之旅”。整个人类都应为此而感到羞愧。

　　□赵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