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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恶的“防线”:我们的思想与判断

2017年04月0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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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这是上世纪最大规模的一场恶。希特勒纳粹在反犹排犹运动中大肆迫害犹太人,从最初的禁止经商、禁止通婚,到后来侵吞财产、遣送隔离,修建的“死亡工厂”集中营奥斯维辛更是史无前例。纳粹的最终目标就是种族屠杀,可在他们熟悉的那套话语体系里,这里发生的一切被唤作“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最终解决”暗示,数百万犹太人不过是亟待处理的“问题”。性命和杀戮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方案”被“执行”,“任务”被“完成”,以及“问题”终得“解决”。

  在纳粹党内一直恪尽职守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正是这场“最终解决”的主要负责人,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经由艾希曼之手,他也因此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好似一个轮回,时隔二十年之后,“死刑执行者”最终还是亲手被以色列特工秘密抓回耶路撒冷并送上犹太人自己的法庭。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55岁的阿道夫·艾希曼因十五项罪名被起诉,其中包括:纳粹当政期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民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然而,针对每项指控,艾希曼的回应都是“不承认该项罪名,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

  “一切依命令行事”“我只是服从”,身为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可替换的小零件,艾希曼似乎为自己作出了有力的辩护。然而,真的只是服从吗?是否想过你所服从的究竟是什么?艾希曼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层面,在庭审现场旁观艾希曼审判的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发现,“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在得到艾希曼肯定会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消息后,阿伦特主动要求以《纽约客》特约记者的身份去以色列亲眼见证此次审判,可是当她第一眼看到坐在防弹玻璃背后被告席上的艾希曼时,却震惊了。因为在她看来,连法官也不相信,艾希曼竟然是这样“一个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

  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第一次用“平庸的恶”,它醒目地出现在这本书的副标题里,“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是艾希曼让阿伦特意识到恶的平庸无奇,“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而无力思考并拒绝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

  阅读阿伦特是个艰难的过程,走近艾希曼更像一场迟到的警醒。我们面临的恶并不遥远,正如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在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刻说,“艾希曼经历过的事,今后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详见B02-B03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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