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 智识乃道德责任

　　为了防止有人在庭审当场射杀艾希曼，以色列政府特意把被告席安置在玻璃房里。“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他的面部神经性抽搐，令他的嘴早在审判开始前很久就有些变形了。尽管如此，他基本上还是能够克制住自己。”旁听席上的阿伦特看着防弹玻璃背后的艾希曼觉得很滑稽。她专门为了看他才来到这里，却发现心中所念同亲眼所见大相径庭。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亲赴以色列

　　观摩玻璃背后的审判

　　在得知艾希曼肯定会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消息后，阿伦特主动向《纽约客》编辑威廉·肖恩自荐，希望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参与报道这场审判。肖恩答应了，没有理由错过这份来自专业学界的公共观察。“她可是写出过《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阿伦特”，这本1951年出版的分析极权主义和专制政体的论著，让阿伦特成为被当时思想界和舆论界都接受和认可的政治理论家。

　　为了前往以色列观摩艾希曼审判，阿伦特不得不调整当年的工作日程和计划，她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中解释道：“我想您会理解为什么我要报道这次审判；我错过了纽伦堡审判，我从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人，而现在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阿伦特要把握住这唯一的机会，因为这场审判对她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纳粹极权下的人们到底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做到在一天之内，黑白颠倒？整个纳粹党上下究竟拥有怎样的魔力能吸引众多民众为之疯狂，为什么曾经令她尊敬爱慕的导师海德格尔也在希特勒上台初期主动示好？

　　阿伦特本人就是犹太裔，她的祖辈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流亡巴黎之前，她也曾因协助犹太组织而被纳粹官方关押至集中营。极权主义这场政治灾难以及犹太民族所经历的厄运是此后一直贯穿她整个政治哲学思考的主题。她自己也想看看，是什么让这个在战争结束十五年后才被押上犹太人法庭的罪人，曾经爆发出那么强烈的邪恶力量。

　　这就是阿伦特的最初设想。和全世界蜂拥而至的记者一样，渴望在艾希曼身上找到特别的地方。在她看来，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杀人者所共享的一种“极端的”“彻底的”恶。阿伦特曾在自己多部著作里提到这个概念，《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她写道，“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

　　然而，艾希曼让他们失望了。正是这失望让阿伦特意识到，“恶”不一定是极端的，很有可能平庸无奇。一年后，阿伦特为这场的庭审撰写的报告以五篇连载的形式在《纽约客》上发表。1963年5月，它们集结成册首次在美国出版，书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报告》。

　　这是阿伦特第一次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她在1963年9月20日写给好友玛丽·麦卡锡的信中提到，“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是相对于我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提出的。这个话题很难在这里展开，但它确实很重要。”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结尾的附言中写道，“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种‘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

　　恶之平庸

　　根源是无力思考以及拒绝思考

　　“是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是阿伦特在旁观完艾希曼审判后作出的判断。是诸多平凡之人的不思考以及拒绝思考，把自己本应该承担的思的责任拱手相让，才让庞大的作恶机器做工精良，运转流畅。

　　表达力的匮乏、思考力的缺失才是艾希曼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源头，阿伦特写道，“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艾希曼曾经为自己辩护道，“他身边没有良知的声音”，他周围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人拒绝合作。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甚至连犹太人委员会元老也参与提供车厢的乘客名单，“犹太人登记姓名，填写大量表格，回答关于个人财产的海量问卷，从而使财产没收流程变得更加顺畅”。这也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令阿伦特备受争议的地方之一，当她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有更多的犹太人会保住性命，“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发的争议和论战是空前的，那段时间整个欧美知识界的公共讨论都无法完全脱离艾希曼审判这个母题。阿伦特也为此承受压力、批评和质疑持续近三年。犹太人无法接受阿伦特对犹太人事务局在纳粹“最终解决”中扮演角色的评论，在他们看来，“牺牲者和刽子手不应该负有同样责任”；阿伦特着力把艾希曼刻画成“平庸之人”在反对者看来有为艾希曼开脱罪责之嫌。然而阿伦特从未表达过艾希曼不应该受到严厉的审判。这场误解的范围是极广的，包括她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因为阿伦特“不爱自己的民族，是一个自我憎恶的犹太人”要同她绝交。

　　在众多的反对声和不理解中，最让阿伦特感到伤心的是老友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临终前都不接受自己。布鲁门菲尔德曾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阿伦特在理论上最初关注犹太人问题就是受到他的影响。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中提到，由于布鲁门菲尔德已重病入院，其实并没有读过阿伦特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系列文章，只是“听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很多报告”就让他很气愤。1963年5月初，阿伦特曾专程飞往以色列探访，然而仍然愤怒的布鲁门菲尔德在临终前拒绝了她的探望。

　　阿伦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通信中不断强调，“我的情况是：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不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还是别的……我的报道里根本没有‘观点’，只有事实和一些结论……” “我关于艾希曼的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她试图通过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呈现有关艾希曼审判的事实和真相，这也是为什么阿伦特在反对者看来对犹太人的苦难那么冷漠，因为在阿伦特看来，这是自己接近事实真相从而作出正确判断必须摒弃的情感羁绊。

　　阿伦特并不无情，她拒绝爱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因为这些宏大的抽象的概念极易把人变成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这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她倾向于多而不是一，爱一个个具体的人，这才是她爱这个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