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我一直在“野生生长”

　　微博当红段子手、中国网络文学初期的写作者和见证人、百万级畅销书作家……众多鲜亮耀眼的头衔中，马伯庸偏偏独爱“业余文史爱好者”。悬疑、灵异、恐怖、历史、推理、武侠、科幻、奇幻……他似一位武林高人，在不同题材之间游走，行文旁征博引，犀利泼辣，妙趣横生。从以三国为背景的谍战出道作品《风起陇西》，到“考据型悬疑小说”《风雨<洛神赋>》；从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古董局中局》，到描写唐天宝三载上元节当日帝都长安的生死劫数的历史悬疑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无一不牢牢抓住读者的阅读神经。

　　新作《草原动物园》却一改环环相扣、紧张窒息的“马式风格”，刻意避开通俗文学的创作手法，只写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抛开原先悬念和伏笔层出不穷的“靠肾上腺素”的写作，马伯庸这次想试试“靠心灵”：“特别寡淡，很多读者可能不会感到激动，但会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起这本书。我觉得这就够了。”

　　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乡愁和魔幻的童话。我记得白云降落在草原上变成羊群，也记得孤狼和黄羊穿行于沙尘暴之间的身影。我没法告诉你，哪些是我的亲身经历，哪些是童年时代的胡思乱想。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拥有同样的质地。我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一段被湮没的真实历史，还是一代代赤峰人在梦中构建出来的回忆虚像。我只能说，它和我一样，在赤峰这里出生、成长，然后和这个真实世界慢慢融合。

　　我没有“正经作家要写正经东西”的使命感

　　微博上的马伯庸像个玩心奇重的孩子，搜罗各地诡异的地名，发掘历史故事里的“萌点”，点评电影网剧，追日漫，调侃同行好友，晒娃自黑……“因为闲嘛。”差不多两年前，他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外企，过起了“放任自流”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半出门，在家附近找家咖啡店，写上一整天，晚上回家，每天只写4000字。

　　曾经也是上班一族的马伯庸，经常趁老板在附近晃荡或开会时，偷偷打开笔记本，边留神别被人发现，边“灵感喷薄而出”敲出一篇篇小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写作这件事不当正事干的时候，特别喜欢，一旦变成正事了，感觉就不对了。”为了灵感能够造访，马伯庸试过住进一处山清水秀的别墅。早上起来，点一根线香，泡一壶热茶，颇有仪式感地打开电脑，“一待一天，什么都没写出来”。“灵感就像欠了你钱的朋友似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着它。”

　　将近二十年前，马伯庸第一次接触网络。当时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读大学的他，找到附近一家网吧，二十块钱一小时。那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只能一周的早餐不吃，攒下钱，周末跑去上一个小时网。因为贵，不舍得在网上浏览，他就带一个3.5英寸软盘，一小时内找很多小说，拷下来，再到学校一块钱一小时的单机机房，把它们全都读完。

　　有一次，软盘坏了，文件损坏，小说只显示了前半部分，后半截却不见了。马伯庸不小心碰到键盘，打了几个字，没想到正好和小说后面的那句话接上了。他心想：“原来我也能写啊！”于是试着敲了几句话。写完之后发到论坛上，反响不错。于是他每周都到单机机房写东西，周末发到网上论坛，下个礼拜再去看回帖。“时间虽然长，但还是觉得很满足。”

　　和后来泛滥的网络作品和影视IP热不同，那时的网络作家很容易满足。“纯粹出于兴趣，有人过来点个赞，评论几句，就是最高奖赏了。”对马伯庸而言，“那是有文字以来，创作者和读者之间最透明的阶段。大家彼此之间坦诚相待，没有任何藏着掖着。这对创作者而言非常好”。从1999年在二三十人的小论坛写，后来到更大的论坛被更多人熟知，再到出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马伯庸的写作从没间断：“我很喜欢这种状态。我闷头写，大家闷头看，不知不觉我就像朋友一样，生活在身边，经常能接触到。”

　　2010年，马伯庸的《风雨〈洛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共同摘得当年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凭借《宛城惊变》和《破案：孔雀东南飞》获朱自清散文奖。虽然得到了官方肯定，但在他看来，“写作这个东西很纯粹，和得奖或者书卖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

　　“作家是一种状态。”他不认为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分，自己也没有那种“正经作家要写正经东西”的使命感。马伯庸说自己一直属于“野生生长”的状态，这样挺好。

　　“用历史的钉子，把文学的衣服挂起来”

　　2013年，马伯庸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月色笼罩的草原上开一辆解放卡车，旁边坐着一个传教士，絮絮叨叨说着拉丁文，动物们排成一列长队，跟在车后面，缓缓前行。这个梦太过奇妙，马伯庸一直念念不忘，就写成一个短篇刊登在《人民文学》2016年6月号上。后来，他无意间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清时期的地方志《绥远志略》，讲一个传教士用电影机向草原的牧民们传教，“最先进的电影科技与最古老闭塞的草原，新旧交错、东西方的冲撞感非常强”，马伯庸决心将这个故事扩充为长篇，于是就有了《草原动物园》。

　　他将故事安排在汉蒙交界、信仰庞杂的赤峰，庚子事变、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蒙古的教案……一系列历史事件穿插其间，真假虚实难辨。为了在虚构的故事中突显历史细节的真实，让整部小说力量浑厚，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内蒙古赤峰，搜罗那里的传统民间故事，找来关于清末的文献和论文，大到赤峰城的格局、官府的职位，小到当时报纸的名称，一一敲定，毫不含糊。

　　历史记载永远是片段式的，某人在某地做了某事。时间不连续，细节不完备，中间留有很多没有历史记载的空间。“如果能用我的文笔，将这些故事补全，相当于对历史做了一个修补工作，或者说涂色渲染工作。这让我对历史的情怀能够得到满足，也是我最初写历史小说的动力。”

　　有人质疑，历史题材的小说写作中，想象与真实的界线究竟何在。马伯庸赞成大仲马的说法：“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他的历史小说写作一直抱持两个原则：第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能变；第二，真实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追求不能变，“这两个点定住了，中间可以尽情想象”。

　　“我觉得小说本身就是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的东西，没必要搞得绝世独立，写作和历史本来就是好玩的事。”马伯庸说。

　　■ 对话马伯庸

　　和有天分的人比，我算是勤劳的吧

　　新京报：从论坛时代风格多变的小说和文章开始被人熟知，到现在成为畅销书作家，如何评价自己这二十多年的写作？

　　马伯庸：最早在网上发文，没想过出版，也没想过借此谋利，就是好玩。后来我发现网络写作有个好处——能让大家提前读到你写的东西，知道它好不好。所以现在每出一本书，我都会在微博上放很长的试读，读者觉得好再买书。对读者要诚实，让人家不是因为见封面上有“马伯庸”就买，而是因为读过内容觉得不错再买，这样才公平。

　　新京报：写故事写了这么多年，怎么保证自己写的故事好看？有这个信心吗？

　　马伯庸：写作70分靠技巧，30分靠天分。如果只有技巧，至少能达到70分，写得不难看。再往上走，要变成经典，就得靠30分的天分。再天才也得老老实实写，也得坚持。当年我在文学论坛上写，很多人比我有天分，几句话下来特别惊艳。我们当时都在上大学，后来找工作，找媳妇，生孩子，写作没有给你一个合适的回报，很多人慢慢就把这件事搁置了，去忙自己的人生了。等到现在回过头再想写，已经写不了了。从1999年到现在十几年，我中间从没断过。至少和那些有天分的人相比，我算是比较勤劳的吧。

　　新京报：历史小说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意义何在？

　　马伯庸：每一部历史小说都有它的现实意义，讲的都是当代史，现代人可以从这些小说里找到某些共鸣点。抱着“读历史有什么好处”的心态读史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资料太多了，很难知道从哪里入手。苏轼发明了“八面受敌”读书法，选定一个主题，抱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专注于这个问题的相关资料，一本书读完，能达到一个目的。每个人读史都有其目的，只要能接触到历史，慢慢就知道它的魅力所在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