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最后一位远征军的异国时光

　　四月，漫长的雨季就要开始了，缅甸密支那街头，人们都在享受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了主干道，拐几个弯，往前走越来越安静。道路尽头一家小院，两层小楼，朱红的门，荔枝树已经长到二楼高，月季结着红色的花骨朵，向日葵矮着头，院子里都是草木的芬芳。李光钿家到了。

　　辨认他家的关键，是浓烈的中国元素。灯笼、对联都是国内最家常的样式，挂历是中文的，树是从中国买的，连狗都是从昆明带来的。

　　95岁的李光钿就坐在院子角落，他怕冷，还穿着棉袄，手边放着一根拐杖。眼睛大而明亮，丝毫看不出是在苦水里泡过的。来了客人，他便盯着人笑。

　　到了这个岁数，前几天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浓重的云南口音，“我们读着书，四五年级，一样晓不得，跑出来当兵。”

　　上世纪40年代，他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加入远征军，战后流落缅甸，再也没见过爹娘。在缅甸密支那地区，有数十位老兵和他人生轨迹相同，七十多年过去，他们皆已故去，李光钿成了“最后一个”。

　　“我的家也没找到”

　　李光钿话不多。以前老兵们聚会时，他是最沉默的一个。拍合影，他也总低着头。

　　“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记得他为数不多的激动时刻。2008年，老兵李锡全找到了家，大家准备送他回国。一贯沉默的李光钿突然拉住孙春龙，怯怯地说，“我的家也没找到，我也没回过家。”那一刻，孙春龙说自己突然想哭，深感责任重大。

　　李光钿是在1939年离家的。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多久。

　　他才十六七岁，在云南宣威上小学五年级，战争爆发，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家，他没有走，报名参了军。

　　入伍前，他也没回家见见爹娘，也没给他们捎个口信，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去了。他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回来。

　　经过了一年的封闭训练，他随部队去了曲靖，又去了永平。1943年，他已经是少尉炮兵排长，被调往怒江前线守江。随后参与滇西大反攻。那一年打得最惨的，就是松山战役。

　　在战火中，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提起松山一战，他至今还摇头，“太惨了”。日军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战友们一个个攻上去，又一个个被打死，摔下来，尸体堆满了壕沟——看到人们先后死去，他才发现，生命真是薄如蝉翼。

　　他后脑有个细长的伤疤，也是战场上被弹片擦伤的，跟了他一辈子。说起战争，他就慢慢地摩挲着那一块小小的凸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光钿要从腾冲回到宣威。走到一半想起，自己国民党兵的身份，怕是回不去了。又原路返回，无路可走，进了缅甸。

　　缅北七十年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家离乱的时刻，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都在那时发生了。很多门轻轻关上，那声音轻不可闻，要很久之后，人们才后知后觉。

　　到了缅甸，李光钿认识了一位叫杨增芬的云南女子，她本是大家闺秀，逃难到了缅甸，“贤淑端庄，通情达理”，两人成了家，生了一子三女。

　　华人当时在缅甸的地位并不高，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生意，要么做苦力。

　　李光钿以他在战乱时的生存经验，来对抗饥馑和贫穷。他开过杂货店，修过桥、补过路，六十岁还在矿山挖玉石，在陌生土地播撒求生的种子，总算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他有自己的固执，让四个孩子都上华人学校，从小读中文诗，写繁体字，受的是最传统的中文教育，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至今，长子李玉明的车里放的都是中文歌。

　　李玉明记得，一家最艰苦的日子，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缅甸的暂住证分区域，他们一家拿的暂住证，只能在伊诺瓦底江北岸活动，而北岸政局动荡，民族地方武装割据，一家人东躲西藏，朝不保夕。

　　所谓暂住证，是外国人在缅甸的居住证明。持此证者，需要每年向缅甸政府纳税，且外出、经商等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并非不可以结束这种局面。只要入了缅甸籍，这一切限制都可迎刃而解。但李家所有成员至今都未入籍。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李光钿扬起手挥了挥，告诉记者，“我们是客人，是在缅甸作客。”

　　家里人都知道，他一直想回家。回中国。

　　“要什么证件？”

　　回国并不容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征军”在缅甸都是个敏感词。一位中缅印战场的研究专家说，缅甸此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远征军因为支援英国而进入缅甸，也因此被视为侵略者。

　　在缅的最初二十年，李光钿从没跟孩子提过自己从军的经历。直到长子李玉明十五岁那年，有老兵组织找来，他才云淡风轻说了几句。并严厉提醒孩子，不许往外说。

　　到了九十年代，这种观念渐渐松动，大陆也走向开放，李光钿带着妻子、儿子回了家。刚到宣威，妻子突发胃穿孔，在宣威去世、火化，他只好仓促带着骨灰回到缅甸。从此吃素。

　　1997年，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国，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云南，从此不再回缅。他顺利拿到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回复，四个孩子生长于缅甸，没办法认定为中国人。他不愿一人在中国生活，只好垂丧地回到密支那。

　　有个女儿定居台湾，他有阵子也想去台湾看看。台湾要求他提供入伍时的证件。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反问了五次，“我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兵，这还要什么证件？”

　　他看起来有些失望。那是一种不被承认的失落感，“国民党”、“抗战”，都成了他的包袱。他们在炮火中、尸体堆里走过的几千里路，没有人在乎。

　　他只好把简历写在一张纸上，塑封好，每逢人来了，就拿出来给人看。上面第一句话是，“退伍军人李光钿，籍贯云南省宣威县辉栋村人”。年纪大了，他说自己只能用这个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兴兴头头的，给大家看完简历，又把一个铁皮箱子从床底拉了出来。那箱子是他从中国带来的，有些年月了，坑坑洼洼，表面都泛青了。打开，露出一枚金色的勋章，五角星、和平鸽和橄榄枝在上面闪亮。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把勋章转交给他。他因此得到安慰，一有客人拜访，就要拿出来戴上给人看。

　　永远的异乡人

　　清明节这天，缅甸华人也放一天假。李玉明拿上柳枝、榆树枝，去给母亲扫墓。把树枝立在墓碑左右，这是云南的风俗，他们保存至今。

　　在华人墓园里，李光钿给自己和妻子立了个高大的合葬墓，一副对联，字刻得苍劲有力，上书——“远征异域青史长留英勇绩，竟业营生白发不变爱国心”。

　　李玉明说，父亲知道自己可能是回不去了，准备百年之后落葬于密支那。墓志铭已经写上去了，一共三百字，有一半都是在讲他投军、受训、辗转于各个战场的经历。

　　正值黄昏时分，伊诺瓦底江畔，阳光晃眼如金线，一线线的金粉就那么洒落在上百座华人的墓碑之上。

　　墓园里，其他远征军的墓碑也都写了长长的墓志铭，细细去读，又是一个烽火年代离乱的故事。

　　他们都曾牵挂故土。另一位已逝的河南籍远征军邓鼎，凭着脑海中的记忆，在密支那建了一栋和河南老家一模一样的房子。儿子邓恭标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老家第一次来信，父亲攥着那薄薄的两页纸，一个人在院子角落“呜呜”地哭。

　　生起气来，邓鼎总是眉头一皱，充满怒气的河南口音就出来了，“没有你们这些小杂种，我早就回河南去了。”

　　他们的故事，全都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开始，穿越千山万水，最后终老缅北小城。迢递山河之外，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都没有活着回去。

　　活得最长久的李光钿，如今也免不了把以前的事儿过电影一样想一遍。他告诉儿子李玉明，自己记忆最清晰的是，小时候学校后面有个钓鱼的水塘，宣威山中有个石洞，他常和同伴在那儿玩耍。

　　如此漫长的岁月过来之后，他最常咂摸的就是这些，童年的快乐，和家乡的山山水水。

　　多年前他还是个小男孩，在老家河边静静坐着，盯着水面，手里拿着一根鱼竿。

　　A12-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世超 云南腾冲、缅甸密支那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