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的自我探究中，见到智慧的核心

　　渴望，对世界最热烈的接触，以狂野的方式与世界再度分离，对自我黑暗灵魂的热切聆听，对奉献的陶醉，对奇妙之物的深深好奇！

　　从早年的《彼得·卡门青》（1904）、《德米安》（1919），到中年的《悉达多》（1922）、《荒原狼》（1927），再到晚年的《东方之旅》（1932）和最后一部长篇巨作《玻璃球游戏》（1943），贯穿赫尔曼·黑塞作品始终的思想线就是：如何为自我找寻一条出路，寻求理想的精神境界，从而成为一个自在完满的人。

　　黑塞曾说，这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做是“对个人人格或其自性化过程的捍卫”。当然，这里的“人格养成”理念，不光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与灵魂的圆满；在世纪之交的西方，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黑塞的自我探索更是直指时代之症。他所要做的，还有缓解困扰西方知识界的精神危机，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寻找出路。

　　自我与现实的冲撞

　　“同和平相处的世界发生了矛盾”

　　黑塞早期的《彼得·卡门青》（1904）、《在轮下》（1906）、《盖特露德》（1910）和《克努尔普》（1914）等一系列田园诗风格的作品，无不流露出一个年轻诗人对自然、生活和一切朴素事物的爱。《彼得·卡门青》中，彼得获得了理查德的友谊，理查德却溺水而死。《在轮下》中，作为作者现实生活写照的汉斯自杀了，作为理想生活写照的赫尔曼却获得新生。这一时期的黑塞反复书写故乡、自然和母亲，借双极化的行文结构，抒发青年人的孤独与彷徨。

　　1914年，一战爆发，整个西方知识界对奠定现代文明基础的理性主义产生怀疑。这一年也成为黑塞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他写道：“我再度看到自己同一直和平相处得好好的世界发生了矛盾。一切似乎又沦于失败，我又变得孤独和痛苦，我所讲的和写的一切又被别人满怀敌意地误解了。在现实和我认为是希望、理性和善良的事物之间，我又看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我的传略》）《<白痴>随想》（1919）里，黑塞将“欧洲的没落”归咎于以二元对立建立世界秩序：“为了让世界建成秩序，让目标得到实现，让规则、社会、组织、文化、道德成为可能，必须让‘非’走向‘是’，让处在对立中的世界，让处于善与恶中的世界变为一体。”

　　如何化解自我与现实的矛盾，“让处于善与恶中的世界变为一体”呢？《德米安》（1919）中，黑塞试图解答。主人公德米安想要寻求个性独立，却发现无论是心灵深处还是外部世界都充满了善恶对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条走向自我的路。”

　　《内在与外在》（1919）同样探讨了“走向自我的路”。艾尔温交给弗里德利希一个东方色彩的陶土塑像，让他在家中观摩，女仆不慎将其打碎，弗里德利希感觉它不再是外在于自己的物品，而变成了他的内在。艾尔温对他说：“外在和内在相互交换，不是出于压抑、出于痛苦，而是出于自由，出于情愿。穿越过去，奔向未来：这二者都在你内心！”

　　1931年，黑塞在自选集《通向内在之路》中，为自己提出了“一条内心的自我追寻之路”：“谁找到了通向内在的路/谁在热烈的自我探究中/恍惚见到这一智慧的核心——他的心智自身把神与世界仅当成图像和寓言来选择：于是每一次行动和思考对他/都变成了同他自己灵魂的对话/那灵魂包含了这世界与神灵。”“走向自我的路”和“通向内在之路”略有不同，它们是黑塞探讨个体存在时经历的两个阶段：前者发现和肯定了个体的存在，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解决方法。这时的黑塞开始频繁四处旅行，他试图从笛卡尔的“二元对立”转向“东方智慧”——印度和中国的宗教文化，想要从中寻找“当下存在的必要性”，即个体存在的意义何在。

　　从理性上帝到母性世界

　　“承认恶的存在,为了更好了解它”

　　《悉达多》（1922）就是上述探索的成果。一位受人尊敬的年轻婆罗门很苦恼，因为不了解“各自的自我”，也因没有达到“阿特曼”（梵语的“自我”，印度哲学概念，理性的无限的自我）。为寻求永恒自我，悉达多和同伴乔文达过起了苦行僧的禁欲生活，却发现一个人只有在他人无可代替的个体自我之中，才能达到永恒自我。于是他过起了世俗生活，和名妓卡玛拉成为情人，和商人卡玛斯瓦密学习经商，沉湎于世俗享乐，将感性自我发挥至极。

　　他如何“从被感性支配的自然状态，走向精神能控制物质的理性状态”呢？黑塞持续了九个月的创作，在此中断了18个月之久。最终他在道家思想中找到了答案。悉达多逃离世俗来到河边，从河水中悟到：时间是变与不变的节点，当主体不再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对立的自我就会合一，那么每个瞬间，世界在他心中就是和谐统一的整体。除时间外，爱也是双重自我合一的重要途径：“学会爱这个世界，不再拿它与任何一个我所希望的、臆想的世界相比较，与一种我凭空臆造的完美相比较，而是顺其自然，爱它，欣然服从它。”

　　五年后，《荒原狼》（1927）在黑塞五十岁时成书，记录了他先前的“内在之路”的碰壁：“在此之前的小说里，我一心想表现一个美而和谐的世界，避而不谈内心那些黑暗、混乱的方面，只强调敬畏之心，高尚的品格，因而压制了千万种真理，使我自己作为诗人和作为人都感到疲惫和沮丧。承认恶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复仇情绪盛行，在那个“技术与金钱的时代，战争与贪欲的时代”，《荒原狼》的主人公哈立有双重性格——人性与兽性——灵魂不甘心被驯服，又无法摆脱世俗秩序的约束，因而在寻找自我的出路时，在“走向精神、走向上帝”的精神欲求和“回归自然、回归母体”的本能之间摇摆，他的生命就像“永恒的、充满痛苦的运动，犹似汹涌的波涛拍击海岸，永无休止”。

　　对于这摇摆和痛苦，黑塞指出一条“不断向前，通向罪恶，引导我们修身”的“荆棘丛生的修身道路”。荒原狼由此超越了世俗意义的现实，进入“和谐完美的宇宙本质”和“永恒的精神信仰”。正如黑塞所写：“作者的目的不是导向死亡，导向毁灭，恰恰相反，是为了治疗。”

　　直到《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问世，黑塞一波三折的自我追寻之路才终于转为对精神上的理想世界的探索。纳尔齐斯是思想家，象征理性与逻辑；而歌尔德蒙是艺术家，象征感性与艺术。从歌尔德蒙为找回天性离开修道院起，到他回归母性世界终，黑塞终于为人的精神困境找到了出路：在自由与流浪中，抛弃理性上帝，复归母性世界，用感性体验生活本身。

　　从个人主义到服务精神

　　“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

　　如果说《纳》从之前的自我追寻转向精神理想，被称作“精神自传”的《东方之旅》（1932）则从强调自我的个人主义，转向为他者服务。H·H参与了盟会发起的“东方之旅”，旅程中途解体，他离开盟会，最后重新加入并担任职责。和《荒原狼》的哈勒尔相比，H·H不再是孤绝的个体，而是以服务为原则，确保人格完善，同时协调与周遭的关系，最终达到“顺应自然”与“宇宙和谐”的状态。这是黑塞在“东方智慧”中找到的根除欧洲精神危机的解药。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黑塞一直致力于“不仅让自己完美，还要对国家和集体有价值”。他的最后一部长篇《玻璃球游戏》（1943）就是对这个目标的终极尝试。作品构想了一个人人内心饱满、相处和谐的理想国度卡斯塔里，在这个未来时代远离世俗的乌托邦里，主人公从一个有天赋的孩子成为一个玻璃球大师，但是他最终选择走出纯粹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普通人，选择去遇见日常生活中的信任与爱。书中的人物都是宇宙间的过客，而身后的玻璃球游戏却包罗万象。诚如人类的生命如沧海一粟，却在自我路途和宇宙和谐的事业中日益精进。从1931年到1943年，《玻璃球游戏》的写作时间几乎和希特勒从上台到灭亡同步。黑塞的目标很明确：“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

　　1946年，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终其一生，黑塞都在书写人：人的自我追寻、精神困境，以及如何在纷扰世事中培育一颗包容万物的心灵。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