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灵魂中反映世界和自然

　　如同白昼在早晨与夜晚之间出现一样，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冲动与对家的渴望中度过。

　　1911年，黑塞对常规生活感到厌倦，前往锡兰、苏门答腊等东方之国旅行，希望找到心中的东方乐园，期望落空了，这次亚洲之行未能解决困扰黑塞的精神危机，他出于逃避而离开欧洲，但并没有从东方获得足够的慰藉，这些都写在《通往印度次大陆》中。

　　1932年，55岁的他出版《东方之行》，回顾了当年的亚洲之行，以豁达和理性的态度重新呈现了心中的“东方乐园”。他终于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东方经验，也终于明白，与东方文明的这场邂逅，最终是为了通往内在的自我。

　　对他者的注视

　　在东方，为混乱的时代和个人寻找答案

　　深夜，一个人躺在狭窄的船舱里，忍受蚊子几个小时的叮咬和嗡嗡声，一阵阵热浪颤抖着袭来。在异国语言编织的沉默中，没人走过来说上只言片语，只有海水涌动着朝船舷扑过来，发出单调的撞击声——这几乎是黑塞上世纪20年代漫长的亚洲之旅每个夜晚的写照。极少的时候，他会和几个陌生人在街边的木板屋里，乐此不疲地玩掷骰子的游戏；或者是有幸邂逅一两个有趣的灵魂，在黑暗中谈一谈人生的使命。

　　这次亚洲之行给作家留下了不算美好的印象，他多次表达对船上生活的厌倦，也因为腹泻久治不愈而对冒险的出行计划懊悔不已；但大多数时候，黑塞适应了颠沛流离的节奏，昂扬地投入并不算愉悦的行程。他与自己喜爱的印度文化中的苦行僧有许多相似之处，“长途跋涉令人心醉神迷，如沐极乐，/我的心因喜悦而愈紧，宛如因爱跳动。”

　　黑塞对“旅行”的偏爱，与他追求个性、离群索居的性格有关。在早年作品《彼得·卡门青特》中，他塑造过一个半自传性质的主人公：“他寻求的不是集体、同伙和位置排列，而是和这些相反的东西。他不想走多数人走的路，而要顽固地走自己的路，他不要跟着人走、不要去适应，而要在自己的灵魂中反映出世界和自然，在这新的图像中体验它们……”他也曾在散文《旅行的欲望》中，强调相比“阅读”和“写作”，“旅行的欲望”无疑要求的东西更多，要求付出的代价更大，“需要呕心沥血才能满足”。

　　黑塞一生仰慕东方文化。1911年9月至12月，34岁的他乘船游历了印度、锡兰、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地（当时中国正进行着辛亥革命，黑塞未能入境），考察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体验鱼龙混杂的殖民地生活，并将旅行中的感受写成《通往印度次大陆》一书。

　　学者张弘指出，黑塞当年的那场“亚洲之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魔幻化象征性的旅程”，但体现的却是现实的关怀，是为20世纪30年代物质发达与精神混乱状况寻找出路。在人生的壮年遭遇时代和个人的精神危机，使得黑塞将目光转向了“他者”。旅行途中，黑塞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亚洲人，通过观察他们，了解东方民族的生活习性以及整个社会的状况。他流连于做苦力的马来人和严谨肃穆的康提僧侣之间，对他们或同情，或仰慕，或感叹不已，内心涌动着东方宗教中典型的“悲悯”情怀。

　　在他遇到的众多外国人中，一个卑微的角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新加坡的一家马来剧院观看演出时，黑塞遇见一个扮演丑角的年轻女演员，忍不住为她天才的演技惊叹。她化装成乞丐，在舞台上十分灵动，时而滑稽可笑，时而又流露出漠不关心、病态的聪明和冷冷的轻蔑，眼神中带着冷峻的批判。黑塞在一张酒店的便签纸上记录了这个女演员，赞叹“跟她交谈或许就像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某个傻瓜或者哈姆雷特说话”。但结尾处他笔锋一转，慨叹这位天才女子仅仅是个丑角，她身着象征卑微地位的黑裙子，名字不会出现在英文和马来文的节目单上。

　　类似“丑角”的小人物还有很多，譬如那个在酒店前兜售小玩意儿的中国女孩。她独自养活一家五口，不像其他孩子会讨好外国人，只是静静地坐着。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仿佛望见了酒店门口那双沉默的黑眼睛，深邃而令人心疼。

　　面对沉默的黑夜

　　在与东方文明的邂逅中“通向内在”

　　除了对亚洲人的注视，黑塞在游记中描写较多的是所到之处的风景，尤其是那些蕴藏着巨大奥秘的黑夜。苏伊士运河之夜、船舱之夜、丛林之夜、甲板之夜、新加坡华人的节日之夜……混沌的空间给身处异乡的黑塞无穷的想象，他在黑暗中需要面对的，除了漆黑的港口和使用不同语言在甲板上纳凉的乘客，更多的时候是回到身体的内部，与“自我”对话。

　　后来，黑塞在《德米安》中提出过要“走向自我”，这一提法之后又演化成“通向内在”的问题。如何实现在我和世界之间的沟通，是深深困扰黑塞的问题。譬如本书中的若干首创作于途中的诗歌都透露出这一点，“我永不愿遗忘那无垠的荒漠/以及在这地球最热之处遇到的蒸人地狱；/那片微笑着飘荡在空中的云，/对恰值人生正午的我，感到透不过气的抑郁不安/越袭越近的我，应是些许昭慰。”（《红海的夜晚》）

　　与东方文明的邂逅成为黑塞“通向内在”的一种尝试。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旅行是一种逃避。我几乎带着厌恶逃离欧洲，我不喜欢它缺乏审美能力、它的庙会般的喧闹、它的匆忙不安、它的愚蠢的享受狂。”比起在欧洲优越的物质生活，他更愿意接受肉体上的苦刑，在古老而神秘的热带雨林承担被蚂蟥叮咬的风险。这样的旅行和我们今天去西藏、云南或国外某个地方自拍、购物式的狂欢有本质的不同：现代人在消费文化的引领下寻求的感官享受，恰恰是黑塞深深质疑和厌弃的。

　　事实上，早在亲身感受印度次大陆之前，黑塞就已经从祖父和父亲那里接触到印度与中国的思想。他十分喜爱《老子》、《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尤其对道家文化中的“双极法”哲学，即福祸相依并相互转换的理念，他推崇备至。在汲取了古老的东方智慧之后，他本人的思想体系得到全面的更新，并且在创作中突出了灵与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立及其内在统一，与此同时，他本人也获得了内在的协调以及静观一切的力量。

　　他写道，“我正是怀着同样一种激动并且袖手旁观的感情，在少年时代看着动物死去或者蝴蝶破蛹，也曾怀着同样的感情凝视濒死之人的眼睛和鲜花的花萼，我并不希冀去解释这些事物，只不过就想待在那里，不错过任何不同寻常的瞬间。”（《丛林之夜》）这些经历在黑塞之后的创作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黑塞对东方文献的阅读和漫长的亚洲“穷游”，也就不会出现《悉达多》、《荒原狼》这些深刻揭露人性分裂之现实、探索自然和宇宙规律的力作。

　　黑塞没能如愿以偿，通过这次亚洲之行治愈自己，他的身体和意志力一度处于忍耐力的边缘，他多次在游记中表达返回欧洲的愿望。不过，对于“家乡”，黑塞本人应该更倾向于《尼科巴群岛》中游客史蒂文森的看法：所有的人只要具有世界情怀，身处那个“为一切人奋斗”的团体，家乡就在身旁。在本书的开篇，他便感叹“在这世上我只能是过客，永远无法成为公民”，并且认为“在我，最好是一直追寻而永不找到，/莫让身边事物把我紧紧温暖地捆缚。”（《面向非洲》）对黑塞来说，这次艰辛的旅程其重要之处并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只在于“追寻”本身。

　　□张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