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过精神的荒原，抵达真实与希望

　　赫尔曼·黑塞的文字优美隽永，曾启发过无数人。沿着他“找寻自我”的路途，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黑塞看来，20世纪的德国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人们没有真正的信仰，缺乏生活激情，只关心个人得失，“庸才谋杀天才”。他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做人生信条，希望能借文字给人以希望。本期圆桌会，我们采访了德语翻译家杨武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莹莹、上海理工大学德语系教师卞虹、德语文学翻译家张佩芬，谈一谈黑塞的语言风格和思想。

　　语言风格 

　　熔哲理和诗意于一炉

　　杨武能，著名德语翻译家。译有《少年维特的烦恼》《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作品。

　　新京报：和歌德、席勒、海涅、托马斯·曼等你曾翻译过的德语作家相比，黑塞的语言风格有何不同，其独特魅力何在？

　　杨武能：出版界长期以来有这样的说法：德语文学大多比较沉重，有太多哲理思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它的思辨性很强，可能与之相比文学性弱一些，但并不代表它就不好看。黑塞是在文学性方面做得最好的一位作家，他的文字哲理又诗意，读起来很优美。我翻译黑塞时是巨大的享受。

　　新京报：黑塞的大多数作品都围绕人的“两极性”，主人公在道德与人性、理智与情感等各种矛盾关系中徘徊，为了两者的和谐统一苦苦求索。对此你有什么体悟？

　　杨武能：《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反映了黑塞内心作为普通人对世俗生活的渴望与作为艺术家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间的矛盾。托马斯·曼的《魔山》传达的也是这样一种对于生命的追问。应该说，这是德语文学共同的主题。黑塞笔下的人物大多在流浪，他们离开安逸的生活，走向自然与社会，去体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人道主义

　　重视个性、守护良知

　　谢莹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德国文学。

　　新京报：诗歌和散文对于黑塞有着怎样的意义？在这些非叙事性的文字中隐藏了一个怎样的黑塞？

　　谢莹莹：我与黑塞的相遇始于一场大病。当时读了他的散文集《温泉疗养客》，被他的幽默感染，笑得忘却了痛苦。黑塞的小说我读了很多，但更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黑塞的诗写的大多是对世间万物、时序变化的内心感受，他认为诗歌是“诗人的呐喊”。他的散文除湖光山色、生老病死外，也对时代与社会有许多思考、批评。诗歌与散文其实都是他的灵魂自传，隐藏的是一个充满爱心与人道主义的黑塞，他守护个体、重视个体良知。在黑塞看来，20世纪的德国面临着精神危机，人们没有真正的信仰，缺乏激情，只关心个人得失，“庸才谋杀天才”。这些在黑塞的诗歌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黑塞对东方文化的痴迷？关于黑塞的文化归属，托马斯·曼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你是否同意？

　　谢莹莹：黑塞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大量涌入欧洲的时期。黑塞写过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书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远超时人。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所幸他最后看清了这一点，认识到必须在自身的文化中寻求出路。东方文化本身吸引他，但这种痴迷根源于他对当时欧洲文化的失望。我绝对认同托马斯·曼的话。他虽然痛恨德国纳粹和德国人民的麻木，在获诺奖后没去领奖，但他给组委会写了一封信，说他获得诺奖代表着世界承认德国语言的魅力，承认德国文化的精神。这些都说明了黑塞内心对德国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股“黑塞热”，许多年轻人甚至将《荒原狼》中的哈勒尔当做楷模与偶像。黑塞为何会引起如此广泛的阅读共鸣？对于黑塞在中国的传播阅读现状你有什么看法？

　　谢莹莹：美国那代嬉皮士年轻人是叛逆的一代，蔑视传统，追求个性解放。黑塞的小说特别是《荒原狼》契合了他们的追求。90年代我和美国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聊天，发现黑塞被列入大学阅读课程，美国大学生几乎都在读黑塞。黑塞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近十几年来，人们迫于生活压力，追逐金钱，人心浮躁，整个社会陷入功利主义的漩涡里。但如今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黑塞，他的书一直畅销。《德米安》里有一个小鸟破壳而出的故事。黑塞想要借这个隐喻告诉年轻人：不要随波逐流，要找回自己的本性，因为主流社会永远是平庸的。如今的社会不允许年轻人背离主流，但依然有许多年轻人在努力寻求那一点点自由。

　　精神出路

　　深入内心寻找自我

　　卞虹，上海理工大学德语系教师，主要研究现当代德语文学。

　　新京报：黑塞曾作为荣格的“病人”经历了长期的心理分析治疗，最终在荣格及其学生朗昂的帮助下度过了漫长的心理危机。在此过程中，荣格心理分析的关键是什么？

　　卞虹：心理分析治疗最为关键的是帮助黑塞去更好地了解自己，给黑塞带来了认识和发现自我的不同途径。在荣格心理分析的影响下，黑塞开始专注于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向内寻找真正的自我。这不仅帮助黑塞度过了心理危机，也影响了他之后的创作。

　　新京报：荣格的理论对黑塞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卞虹：黑塞小说的核心主题一直是作为个体的人。接触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之后，小说对人的关注开始从外部转向内部。之后的小说在剖析了内心之复杂和矛盾后，对和谐人格的追求逐渐清晰，对内心世界的剖析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变得具象。比如1917年创作的《德米安》中，黑塞塑造了诸如阴影、自我、阿尼玛等荣格理论中的原型，这些原型在主人公深入内心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帮助他达到精神上的成熟，找到自我。

　　新京报：一些学者认为，黑塞所曾经历的精神危机是一种“良心危机”，是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的不适感，而这也是当下人们普遍面临的危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卞虹：黑塞的精神危机始于一战爆发，的确可以说是“良心危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危机，只是不自知罢了。归根到底，他的精神危机是源于对个体生命的看重。在任何时代、社会、国度，作为个体的人都应得到尊重和关爱，同时每个个体也都应该将自己置于广大的社会环境中，在努力认识自己、超越许多对立、完善自我的同时，也努力完善和众人共同拥有的社会，创造一种充满爱、美好和秩序的生活。

　　理想主义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张佩芬，德语文学翻译家，翻译引介了赫尔曼·黑塞、弗·迪恩马特等德语作家的多部作品。

　　新京报：你翻译黑塞源于怎样的契机？

　　张佩芬：翻译黑塞最初并不是我主动的选择。当时“文革”刚结束，有很多外国著作需要引介。社科院当时的所长冯至老师觉得我很适合改行做这方面的研究，便指定我去翻译黑塞，并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和充分的材料，我得以连续几年全心全力投入其中。此前中国对黑塞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只有30年代翻译的小说《美丽的青春》。我对黑塞也是一无所知，开始翻译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但后来在翻译的过程中被黑塞所吸引，慢慢进入了黑塞的精神世界。如今回想起来，翻译黑塞的时光也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了。

　　新京报：黑塞从《吕氏春秋》中读到了中国人未曾强烈感到的大乐精神，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无论是《荒原狼》里的莫扎特，还是《玻璃球游戏》里的中国乐论，音乐的精神不断在黑塞的文字中隐现。你怎样看待黑塞对音乐的钟情态度？

　　张佩芬：黑塞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涉及了音乐，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音乐是黑塞小说的灵魂。一方面，这和黑塞的生活经历有关，黑塞的家族不仅是一个宗教世家，也是一个音乐世家，他从小就浸润在音乐的氛围里。另一方面，德国音乐的传统很深厚，在世界上来看甚至比文学的影响更大。音乐偏于抽象化，黑塞经常将音乐与数学并置，因为二者的结构很相似，和德国哲学的思想结构很相像，这一点和文学是不同的。

　　新京报：“游戏”是黑塞一体性思想的重要体现，蕴含着一种乌托邦精神。你如何看待黑塞的理想主义？

　　张佩芬：这是他的一种人生态度。黑塞本人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人，并不是说他古板，他也幽默，只是对于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游戏”和这些引导者形象寄寓了黑塞的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黑塞的信条：即使达不到也要继续追求。黑塞也知道自己所描绘的是一个乌托邦，但他仍要如此去写，因为他希望能给人以希望，给人以追求。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