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历史的公共写作是投向未来的一束光

　　历史学者唐小兵在微博上的名字是“沪版唐小兵”。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他本是湖南人，可师友们常打趣说，他不嗜辣不喝酒又性情温和，是“非典型湖南人”。而在学者许纪霖看来，唐小兵身上让他琢磨许久的是一种“贵族气”。

　　多年后，唐小兵回想起博士阶段老师对自己的这番评价，将“贵族气”归因于在他大学时代在岳麓书院静心自修的时光。北宋至今，岳麓书院有过“朱张会讲”的荣光，也曾在战乱中被毁。这座历经浮沉的书院给他的感觉，正如他读齐邦媛回忆录《巨流河》的感受：乱世中，文化仍有尊严，仍能带给人宁静与力量。

　　《与民国相遇》中也有一种相似的余味。2011年初到2013年底，唐小兵在《东方早报》文化版开设“野人献曝”专栏，聚焦知识分子、城市与中西文明相遇，钩沉民国往事。今年初，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民国热退潮之前，那个时代的温度会引发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何种感触？

　　民国热的背后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唐小兵开设专栏那年，距离自上世纪90年代民国热初兴已有近20年，距离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双双出版也已5年。

　　在以西学热为主的80年代，热潮尚未波及民国历史。随着那场启蒙运动戛然中断，加之90年代市场经济的起步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世俗化，在学术界，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催生了国学热与民国热。重回现代性发轫的晚清民国，成为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在有限话语空间内为现实引入思想资源的一种路径。

　　90年代是唐小兵的大学时代，也是学院体制内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时期。当时余英时、王汎森、罗志田、许纪霖、钱理群、陆键东等学者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研究，如今已沉淀为该领域最为成熟的研究。90年代后期，傅国涌、谢泳等在学院之外对民国知识分子史兼具理性与私人情怀的述说，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也颇为流行。

　　这股民国热，既关注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也对民国文化保守主义者进行了重新书写。随着这一群体与个体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逐步展开，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内在的紧张与多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唐小兵曾引用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话解释民国热的深层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1905年废科举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日益黯淡，又在20世纪一系列革命和运动中，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被不同程度边缘化。因此，延续至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热潮，目的在于通过对那个群体精神、学术、生活的书写，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文化灌注“隔代的养分”，并与当代现实形成一种内在的对话。

　　“从90年代起，民国热成为公共文化的表征和内容，也催生出更有历史深度和维度的公共文化”，唐小兵说，“否则，消费主义下的公共文化很可能只是一种肤浅的泡沫文化”。

　　《与民国相遇》是唐小兵的一次尝试，他将在历史研究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和感触，写成面向公众的平和文字。从提笔到面世，民国热已有退潮意味，唐小兵不无怅然，“与此伴随的是公共文化的式微”。

　　历史观念与写作

　　从细小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灵

　　尽管学界启蒙风潮不断，唐小兵觉察，公众的历史观仍处在一个野史、传闻主导的蒙昧状态。他反思近20年来在公共领域畅销的晚清、民国历史作品，部分作品出于强烈的启蒙目的，对历史本身复杂面向有所取舍、甚至不加节制地剪裁。

　　“我们应对历史人物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抛弃后见之明与道德裁断，才能与历史人物有真切的对话”，唐小兵说，尤其在公共领域，对复杂性的认识、理解与接纳，是公众通过阅读历史走向心智成熟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从2003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学者许纪霖起，唐小兵对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研究脉络开始有系统地了解。他的早期研究以《大公报》星期论文、《申报》自由谈为例讨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对北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上海左翼知识分子两个社群均有涉及。多年后，唐小兵才后觉出一种幸运：这种更平衡的研究架构冲淡了他自由主义的立场，避开了在公共历史写作领域中常见的以立场倾轧历史复杂性的做法。

　　《与民国相遇》运用了多元的史料，所谈及的知识社群包括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钱穆、吴宓等常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的人物。唐小兵希望呈现的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对话感，让“保守”的杜亚泉和“激进”的陈独秀相遇，也让殷海光、何兆武对西南联大的回忆与阐释——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在威权时代学人的有所不为——与当代形成对话。

　　对何谓历史研究的“洞见”，他有越发清晰的体认：不是一种冷酷的史料堆砌，而是要进入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对其在大时代的处境、意识、行动选择与命运有感同身受且完整的理解。他从1923年夏蒋廷黻父亲在湖南邵阳乡间去世入手，引出乡村葬礼中的传统之魅，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校庆，清华女学生就女性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对师母的采访开场，讲述陈寅恪妻子唐筼从新女性到家妇的人生转折。从细小的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底色与心灵，唐小兵试图去触摸隐含在历史深处那些伦理困境与文明碰撞。

　　尤其是在他一贯关注的左翼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既有的多数研究都从文本出发，他则希望从语境出发，探讨思想、历史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此间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从而为理解左翼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20世纪的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这让同样研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强调历史感性与温度的学者钱理群有“若获知音之感”。

　　文化乡愁的代际传承

　　先生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

　　从2009年留校至今，唐小兵开设的本科课程多是讨论课。“每一代人都有各自与时代相遇的方式”，他要传达给青年人的，是进入历史脉络的能力和在历史脉动中思考的勇气。

　　讨论有时和风细雨，有时则如狂风暴雨。比如，未经历过“80年代”的年轻人会勇于质疑，所谓“80年代”是否是已为成功人士的那一代人寻求自我慰藉，毕竟他们如今拥有、也可以强化这一怀旧的文化资本。

　　“80年代，我还在湖南乡村读小学”，唐小兵回忆，直到工作后重返校园，在人文底蕴浓厚且气象开放的华东师大，许纪霖、刘擎等师长一辈人的言谈举止才逐渐让他浸润到那个时代的遗产中，并一窥那一代人的精神群像。

　　时代逝去。近年来，随着查建英、甘阳、赵越胜等忆旧作品的出版，对那个时代缅怀性、反思性的追忆与讨论越来越多。唐小兵也曾在《危险的愉悦》一文中写道，《八十年代访谈录》在“80年代”与“后80年代”两个时代之间设置了一道“精神的鸿沟”，隐喻了深刻的“断裂”。对于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几代人而言，这种断裂具体地体现在理想主义的整体性缺失、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在校园的缺席、以及人的超越性与世俗性之间完全倒向后者的严重倾向等。

　　许纪霖曾引用德国学者赫尔德的话，“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唐小兵对师长一辈人的文化乡愁有自己的理解。断裂无可挽回，但仍有一种代际传承。就像许纪霖那代学者在大学校园仍能从师长一辈人身上比如陈旭麓、施蛰存、王元化感受到民国遗风，又如《燃灯者》中周辅成与赵越胜的师生之交，“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

　　他有一个夙愿：作为一个70后学者，与杨国强、许纪霖等上一代学者做一系列长长的对话。如在长夜中燃起烛火，当两代知识人的精神世界形成创造性的对话，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内在脉络和流变得以呈现，也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个真诚而严肃的思想文本。很多次，唐小兵谈到那些已七八十岁的前辈学者至今仍耕读不辍，比如关注并洞察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钱理群，比如以历史阅读、研究与写作而照亮晚清中国的人文主义史家杨国强。时代喧哗，沉疴遍地，但那一代人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仍为认真对待这个时代的人提供了一丝光亮，正如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呼唤的那样。

　　与之相应，唐小兵在《与民国相遇》中写道，“最高的文字都是相通的，它会让人体会到文化与精神的力量，让人从喧哗与烦闷的现实无限撤退到一个平静的内心庭院，这种撤退不是犬儒，更不是逃世，而是为了充盈一个更为丰沛与强健的内心，以韧性来缓慢地穿透硬木板一般的现实”。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