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建设雄安新区,本就是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的关键一招,它不可能自身再去重蹈“大城市病”。
自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传出以来,关于雄安新区的话题热度就高居不下。跟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并论,还有“历史性战略选择”“千年大计”等表述,都让许多人揣测:雄安新区将建成深圳那样的超大城市。
但新华社日前刊发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简称《纪实》),给了这个揣测一个回应。
《纪实》首次披露了雄安新区决策全过程,也清晰地擘画出了其未来发展图景。而雄安新区规划人口数也头次被披露——“按照规划,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
200万至250万人口,依照国务院2014年调整后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属于Ⅱ型(中等)大城市的规模,但跟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标配”(人口数量分别为500万至1000万、1000万以上)有距离,跟北京、深圳常住人口规模(分别为逾2100万、逾1100万)更是没法比。
也就是说,雄安新区在规划之初,就不是奔着建成特大城市去的。它未来的城市形态,也不会是对深圳特区之类的复制。
将雄安新区规划人口设定在200万至250万,而不是“贪多求大”,无疑有预防“大城市病”的考量。毕竟,人口膨胀是“大城市病”最典型的症状,它跟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问题也有着紧密关联。也正因人口规模逼近承载力上限,有些大城市像“肥胖症”患者,负重前行。在此情境下,于绸缪之际就对人口规模科学规划,也是对“大城市病”的提前规避。
预防“大城市病”,要避免人口膨胀,还要有生态保障。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优先加强生态建设,严格区域环境保护”“打造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等要求,也是有意识地隔绝“大城市病”。
雄安新区在前端规划环节就着力预防“大城市病”,原因不难想见:建设雄安新区,本就是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的关键一招;它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本来就是冲着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去的,怎么可能重蹈“大城市病”?“大城市病”,要的是通过疏解去消解,而不是将问题从此处转移到彼处。
雄安新区不会成为深圳特区那样的大城市,跟其高点定位、“千年大计”定性不矛盾,无碍于最终将雄安新区“建成国际一流城市”。就现有规划看,雄安新区的发展,主要靠的不是“摊大饼”摊出的规模体量,而是“创新要素集聚”。事实上,避免“摊大饼”,也能提高新区发展的灵活度、应变性。
雄安新区预防“大城市病”,其实也是务实考量:华北地区整体缺水,白洋淀湿地资源和水生态也很脆弱,人口承载力受限。
但值得思考的是,雄安新区成创新高地后,免不了会有资源集中现象,这会形成对人口的虹吸。这既需要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诉求烙上发展图纸,也要规划长效执行的定力。
“预防大城市病就得趁早”,因为防病于未然好过病入骨髓再大动手术。雄安新区如今“白纸好作画”,在此窗口期对人口、生态等层面做出前瞻规划,以避免“大城市病”,也是在历史定位棋盘中的“合理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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