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大义
由于制度环境的反制,特朗普决策核心圈发生了应激性重组,特朗普趋于“靠谱”。
进入四月份以来,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坐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应有的感觉,甚至颇有渐入佳境之势。而从特朗普政府过去80多天的执政表现评价,4月份的第一周的确堪称“分水岭”。
前不久,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地举行了会晤。此次会晤不但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工作关系、友谊乃至信任,更促使特朗普充分认识到了搞好中美关系的关键意义。
在经贸议题上,他愿意先接受通过协调合作而非“贸易战”的方式来促进共赢;在朝鲜事务上,他逐渐理解了东北亚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困境。在有效降低中美关系中不确定性因素这一执政“重大亮点”之外,特朗普对叙利亚进行的突袭行动,不但赢得了美国国内难得的跨党好评,也在美俄下一步互动中占据了先手。
在国际事务上斩获连连成绩的同时,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也得以顺利就位,不仅恢复了联邦最高法势均力敌的政治倾向,也为白宫政策蓝图提供了急需的司法支撑。随后,特朗普不断利用媒体采访和联合记者会的机会、修正着以往极端的观点:赞同低利率、支持进出口银行、拥抱北约、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这种“急转弯”虽然再度令预期导向的市场面波澜起伏,但却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结束“梦游”、总统任期“真正开启”的关键转折点。
“商人做派”行不通了
但这一切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执政的前70多天遭遇了美国政治制度性环境的高度制约与快速塑造。“禁穆令”的失败告诫特朗普单边方式根本无法有效实现关键政策议程;而医改落空则重创了特朗普政府的雄心。在医改问题上,关于特朗普完全可以将“商业成功”复制为“执政成功”的幻想被宣告破灭。显然,在毫无政策熟悉度的情况下,特朗普的交易技巧毫无意义。
两大政策深陷泥淖,无法兑现两大“招牌级”竞选承诺,甚至招致华盛顿政治圈内外诸多非议,特朗普很快意识到必须重新规划路线。如果说“9·11事件”所带来的突发危机让小布什快速适应了总统角色的话,特朗普的“走心入戏”也算是拜制度环境的软性抵制所赐。
决策圈迎来大换血
正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反制,特朗普决策核心圈发生了应激性重组。两版“禁穆令”遭遇挫折,直接酿成白宫总战略师班农等极端派力量边缘化,重置医改因共和党内耗而落空的尴尬,也迫使白宫办公室主任瑞恩斯·普里布斯等传统派接受了进一步式微的现实。
于是,对团队能力愈发担忧的特朗普着手以决策圈重组来应对危机:一边是,班农被刻意削权,并被移出国安会,进而极端派路线失宠;一边是,军事鹰派、商业界利益等传统共和党势力开始直接介入决策。重组的结果是白宫决策权向着新设置的创新办公室与重调权力结构的国安会集中。
前者由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主导,属于“高盛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等人扮演关键角色,充分代言着家族利益与商业界的务实关切;后者突出了新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的权威,而麦马与防长马蒂斯背后的军方诉求也获得了足够空间。进而,在财经贸易政策上的趋稳、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也就成了摆在特朗普眼前的必然选项。
就这样,特朗普“靠谱”起来。不过,这种快速回归,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后特朗普政府会一帆风顺起来。
首当其冲,特朗普的“靠谱”趋势显著局限于外交事务而非国内政策议题上。虽然在大国关系与中东事务上展现出了“总统范儿”,但特朗普在经济、税收、移民、医改等诸多民意聚焦的国内议题上仍然一筹莫展,其政策方向变数还是不小。
特朗普向着传统路线的快速回归,不可避免地打破其身边乃至共和党内部不同势力的微妙平衡。即便特朗普在政策议程上越发符合共和党传统精英的口味,但还是难以阻止这些建制派势力对特氏家庭成员在白宫决策中大权独揽的不满与抨击。
但无论如何,特朗普政府在重大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倾向正在下降。比如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给予总统的动武权或者1974年《贸易法案》给予总统150天的关税增收权,这些可能引出最糟情形的权力使用可能会被有效控制。不可否认,特朗普才刚开始进入角色,而他面对的内外挑战都还在静候着“特靠谱”、更靠谱的方案。
□刁大明(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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