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儿子林飞阳的500天

　　这是一台在武汉街头已小有名气的“寻子车”。黑色的韩国现代车，车顶用透明胶带固定一个大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寻找林飞阳”；车身贴几张林飞阳的照片和寻人启事。车里胡乱塞一床被子、一个煤气罐、一口锅、一些干面条。

　　从2015年12月起，近500天以来，这台车的主人、林飞阳的父亲林少卿每天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吃住都在车上，度过漫长的寻子生活。路口等红灯时，并排的出租车师傅像熟人一样跟他聊最近找人的进展，或者吐槽武汉拥堵的路况。就算出现在一条不知名小胡同里，散步路过的老大爷也会探头进来问：“这孩子还没找着呐？”

　　2015年11月26日，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林飞阳突然乘飞机到达武汉，之后失踪。

　　从此，46岁的林少卿开始了一场“寻子大战”。今年初，他还在全国多个城市贴出一张有警方标志的“悬赏通告”，内容显示，寻找林飞阳，他一名20岁的俄罗斯留学生，卷入了恐怖组织成了危险分子，前年偷偷回国后失踪，目前警方正在紧急寻找。通告的赏金高达50万元。有媒体在报道时指出，寻人启事是真的，但是向警方核实，悬赏通告是假的。林少卿对此颇不服气，“他能说我不是真的，但是不能直接说我是假的。”

　　但仅凭林少卿一己之力，无论怎么争取，都抓不住儿子那个消瘦的身影。

　　最后的身影 

　　2015年11月25日晚上，正在西安出差的林少卿突然想起给儿子打个电话。拿起手机，他拨打那个开头为“7968”的国际电话，电话却始终不通。

　　之后的三天，林少卿始终没有打通林飞阳的电话。他联系了林飞阳就读的莫斯科大学得知，林飞阳已经失联15天。

　　2015年12月1日，林少卿飞往莫斯科。在莫斯科警方的帮助下，他第一次知道，正是在他给儿子打电话的当天晚上，即11月25日晚9点40分，林飞阳乘坐CZ356航班，从莫斯科飞往了武汉。

　　林飞阳订票邮箱显示，这张机票经过多次改签。先是11月18日，后来改到了2016年1月17日，但中国南方航空提供的信息显示，林飞阳的实际回国时间却是2015年的11月25日。

　　林少卿老家在洛阳，最近几年全家都住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小工厂。

　　莫斯科到武汉没有直达飞机。林飞阳当天乘坐的飞机是从莫斯科经停离家近的广州，再到的武汉。

　　林少卿想不通，为什么林飞阳要去武汉。林飞阳在武汉只有一个小学同学，事后这位同学表示，林飞阳也没有去找她。

　　知道了林飞阳的行踪后，林少卿急忙赶到武汉。

　　12月4日，在武汉天河机场航站楼派出所，林少卿终于从监控录像中看到了林飞阳的身影。

　　不过，林飞阳的样子有些奇怪。一份林少卿事后起诉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的判决书显示，林飞阳下了航班后，躲在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口不愿出来，看起来“精神状态异常”、“怀疑有人跟踪”，因此被带到机场航站口派出所值班室，休息了10分钟。

　　后来，民警告诉他机场大巴的位置，他走向机场大巴和出租车停车区，随后消失在监控盲区。

　　看到这段监控录像时，林少卿已有3个多月没有见到儿子了。他不记得儿子有什么精神状态的异常，只是想起，给儿子打电话的前一周左右，林少卿妻子突然接到林飞阳远在莫斯科的电话，他有点慌张地问：“我爸是不是被绑架了？我怎么打不通他的电话？”

　　林少卿让妻子告诉儿子，自己没事，但是他没有把儿子的异常放在心上。

　　为了找到儿子，林少卿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组织亲戚朋友在武汉发寻人启事。尤其是出租车，要挨个发。

　　一个月后，寻人启事终于发到了那天搭载林飞阳的出租车司机手里。

　　这位司机回忆，那天上车后的林飞阳神色紧张、没有目的地，“只说去方便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司机沿着机场高速往武汉市区走，最后把他放在了常青五路的杨汊湖菜市场附近。

　　杨汊湖菜市场属于武汉姑嫂树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在姑嫂树派出所，民警为林少卿调取了监控。

　　林飞阳下车约半小时后，出现在了监控里。他沿着常青五路“轧马路”，晚上7点零8分慢步走进了武汉市委党校，两分钟后，他换了一套黑色衣服后出来，步行离开。

　　3月31日，新京报记者曾前往武汉市委党校，按照林飞阳当时的路线步行两分钟，但那条路线是党校内的一条车道，往返两分钟仅能走到车道的拐弯处。

　　晚7点38分，林飞阳出现在常青五路和常青路交叉口，在这里，他徘徊了几分钟，往附近的一个公交站走去。

　　那是一个有100多趟公交车的公交枢纽。彼时，林少卿希望能调取当晚那个时间段的公交监控，但是，公交公司告诉他，没有警方出示调查证明或者当面来调查，公交公司不会提供这份监控视频。

　　不得已，林少卿回到了姑嫂树派出所。但警方答复是，没有上级领导批示，开不了这份协查通知书。

　　不过，在2016年1月5日，按照相关规定，警方将林飞阳列入了失踪人口管理库，并提取了林少卿的DNA入库。

　　如今，公交枢纽那天的监控录像早已被覆盖，林飞阳也再无线索。

　　武汉街头寻子车

　　2016年3月，寻找林飞阳在第一波线索中断之后，陷入了困境。

　　林少卿打算放弃自己管理的深圳工厂，专心寻找林飞阳：“儿子失踪后，我做什么都做不下去，没有意义了。”

　　寻子车是从那个时候起穿行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的。“武汉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他。”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白天，林少卿几乎都在路上，有一次，发现儿子的一条修改YY密码邮箱地址显示为焦作，他就直接开车过去。

　　在武汉街头，他在一年多时间发了五万多份“寻人启事”。

　　饿了，他就打开煤气罐，煮一碗面条。晚上，他把副驾驶的座位放平，躺在车里睡。

　　“我管不了他，他想做什么不会跟我说。”4月16日，林少卿妻子告诉新京报记者。对丈夫风餐露宿的寻子生涯，她表示只能由着自己的丈夫。

　　“不这样做不行。”林少卿不愿过多解释自己的行为，他只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一点点抓住儿子的身影。

　　去年4月，面对武汉大街上的人海和拥堵，林少卿突然萌发了要制造一个巨大的低空飞船的想法。他的设计中，大红色飞船外贴上寻亲广告，依靠氢气为燃料，能在武汉上空飘浮一个月。

　　他雇用了几个工人，在老家伊河边上一块空地上开始建造。设计图纸是他自己画的，用上的知识点来自他高中毕业后，在路边摊上淘来的一些机械工程类书籍。

　　然而，今年春节前，前后投入十几万后，工程停工了。卖氢气的老板终止了他的供给——作为助燃剂的氢气是管制物品。

　　4月14日，林少卿妻子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飞船工程已经废弃，投入的钱也打了水漂。因为无人看管，初具模样的飞船，一部分零件已经被附近村民拆走，仅剩了一堆没有人要的材料。

　　“我跟他说过不行的，做不成，他不听。”林少卿妻子说。

　　林少卿对此却并不后悔，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躺在那辆黑色现代轿车的驾驶座上，望着车窗外晃动的灯光和行人，反复想：“儿子此刻是在享福，还是在受折磨？”

　　寻子间隙，林少卿习惯把车停在路边，搜索与儿子有关的一切信息。上网输入林飞阳的QQ号码，看儿子上高中时做网络黑客后在一个贴吧上留下的文字。或者打开林飞阳的微信，与他的朋友们聊天。

　　新的动静也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他曾经发现，林飞阳有一个YY账号，2015年12月3日修改了密保邮箱。

　　2016年3月11日上午，林少卿在拨打林飞阳的手机时，电话突然通了，但是没有人接。

　　新的两条线索曾让林少卿兴奋，但当他拿着这些线索到相关的通讯公司要求查看详细内容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涉及隐私的信息不能对个人，只能对持有相关手续的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开。

　　他回到姑嫂树派出所，对方答复还是一样：查找YY邮箱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需要向上级部门请示。

　　寻子之路再次回到原点：没有公安机关的协助，林少卿仍然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起诉

　　林少卿的要求让警方也有点难办。

　　4月1日，林飞阳失踪报警的接警单位——汉兴街姑嫂树派出所刑侦队民警曾告诉新京报记者，林飞阳失踪一事，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因为林飞阳失踪时，没有被绑架、被诈骗等犯罪事实，也没有相关的犯罪线索。

　　另一位武汉市某派出所负责人也表示，正常成年男子失踪，没有刑事犯罪迹象的，“连案件都算不上，只能算事件。”

　　“他们已经是正常的成年人，有权利主导自己的行动，万一我们动用了刑事手段找到他，但他在另一个地方生活得好好的不愿意回来，我们也不会强制他，我们也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上述民警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只有公、检、法机关通过审查，符合“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条件的时候，才能批准立案，否则，不予立案。

　　按照相关法律，刑事案件共涉及115个具体犯罪情形，包括杀人、抢劫、投毒、放火、爆炸、拐卖人口等。林飞阳失踪的情形，并不在这115个中。

　　新京报记者从武汉市另外一些近几年失踪大学男生的家长处得知，他们的孩子无故失踪后，至今也都没有立案。

　　“失踪大学生太多了，有些我们费力气去找了，过几天他们自己又回来了，这种例子太多了。”武汉市马房山派出所一位民警说。

　　2016年4月，林少卿将姑嫂树派出所所属的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告上了法庭，认为警方对林飞阳失踪一案的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违法”。

　　林少卿以《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信息工作规定（试行）》相关规定，认为像林飞阳这样，“失踪原因不明，失踪时间超过3个月的”，属于可能遭到犯罪行为侵害而下落不明的人员。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应当登记受理，开展查找工作。

　　法庭上，林少卿没有请律师，他一个人站在原告席上阐述观点。

　　江汉区公安分局书面答辩称，最初接到林少卿的报警之后，警方帮助林少卿查看了林飞阳在常青五路的监控，并且调查了林飞阳的QQ、微信、手机等通讯设备，已经履行了职责，不属于行政不作为。

　　2016年11月25日，法院一审判决公布，“原告诉请被告对其子林飞阳失踪案件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责令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对林飞阳失踪一案报本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移交刑侦部门登记受理”。

　　但是，林少卿诉请认为警方行政不作为违法，被驳回。

　　法院判决生效15天后，林少卿仍没有等来刑侦部门按照判决书执行，作为原告胜诉方，他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上诉。

　　2017年2月28日，二审判决，驳回林少卿上诉，维持原判。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姑嫂树派出所刑侦部门依然没有正式登记受理林飞阳失踪一案，理由是按照判决书的要求，“正在等主管领导批示”。

　　对此，林少卿仍不间断往返在相关部门之间，寻求让警方立案。

　　林少卿的坚持最终促成一次圆桌对话。

　　4月1日，江汉区公安分局特地举办了一次林飞阳失踪一案的研讨会。会上，姑嫂树派出所民警向林少卿表示：“林飞阳的失踪达不到立案标准，而查询个人在商业网站的隐私信息，只有在遇到特大刑事案件时领导才会批示。但是我们会随时留意网上信息，一旦有新情况会立即告诉你。”

　　“诺贝尔级的天才”

　　夜深人静时，林少卿也会梳理林飞阳回国前的点滴细节。

　　莫斯科大学是林少卿为儿子选定的留学地。彼时，林少卿在深圳的工厂刚刚打开了莫斯科市场，林少卿自己也去过莫斯科。

　　失联之前，林飞阳还去参观过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出来后他给林少卿打电话，“很喜欢那个地方。”

　　林飞阳从小练过钢琴，他的手机里，下载最多的音乐是肖邦。

　　林飞阳擅长电子竞技，读中学时，林飞阳自学设计“高速公路智能车距提示系统”，获得“河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此外，还大大小小参加过一些电子竞技大赛，也都是一等奖。

　　没有人教过林飞阳，林少卿觉得，“儿子可能是诺贝尔级别的天才。”

　　2013年，林飞阳因为拿下省级大奖，获得了保送大学的资格。但是林少卿“不太懂，觉得还是要按照传统方式考大学”，他建议林飞阳放弃保送，努力学习考个更好的大学。2014年，林飞阳因为偏科，只考上河南一所二本工科学校。

　　此后的林飞阳，多次陷入情绪低落状态。林少卿回忆，林飞阳曾多次在电话中告诉他，在那个学校接触的电子技术相关知识，自己在中学时就已经掌握，“没意思”。大一结束，林飞阳不愿意再读大学。

　　林少卿当时想，儿子需要更大的舞台。2015年暑假，林飞阳从国内的大学退学，申请林少卿为他选的莫斯科大学。

　　林少卿希望让儿子了解“电与磁的奥秘”，为儿子选择了莫斯科大学产生诺贝尔奖最多的物理系。

　　3月31日，开车走在长江隧道里，明暗交织的光线掠过车头，林少卿突然想到，开学一段时间后，林飞阳曾告诉自己，在莫斯科看到一些东西比中国落后，“他说一下飞机就后悔了。”

　　去莫斯科三个月，林少卿跟儿子打电话次数不多。电话里，林飞阳却总在跟他说，跟室友关系似乎不好。

　　林少卿起初没在意，但是林飞阳失踪后，他的QQ空间里写过最多的日志，就是他跟室友生活中的小细节。

　　“金钱面前，没有情”，是林飞阳失联前最后更新的日志。

　　抱团

　　林少卿寻子的“疯狂”举动，震惊了许多像他一样有着类似经历的家长们。从去年开始，林少卿陆续遇到了20多个在武汉失踪的大学生的家属。他把这些家属拉进一个微信群里，希望大家抱团、信息共享。

　　3月20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一部分家属。记者了解到，这些大学生失踪时，除了两位留下过“告别信”，其余都是突然失踪，家长和老师们都不知道原因。

　　每天，林少卿在群里号召这些家长想办法引起警方注意，让警方帮助寻找；或是组织家长们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发放传单。

　　3月25日，武汉大学失踪学生吴胜的尸体被从长江里打捞上来，警方排除他杀。

　　吴胜的父母也在他们“寻找大孩子”的群里，在武汉街头寻找吴胜近两个月，林少卿始终跟吴胜父母保持联系。有一段时间，他们一起挤在武汉大学附近一条破旧巷子里的小旅馆。

　　吴胜死亡的消息公布那天，群里异常平静。孩子自杀，是这些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林少卿坚信的是，这些无故失踪的大学生可能是被坏人带走了。

　　另一位失踪大学生徐豪的父亲徐朱平，有目的性地在全国寻找黑砖窑、黑煤矿等难以见光的地方，几年下来，全国各地几乎跑遍。“以前从不敢考虑这个结果。”徐朱平说。

　　吴胜确认死亡的第二天，林少卿开着那辆寻子车，载着徐朱平去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打捞到吴胜的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

　　长航公安直属交通部，主要负责长江沿线，上传死者信息可能更快、更准确。他们重新在那里录入了DNA。

　　在长航公安局，他们第一次听说，20多岁的大学生还隐藏着一种比较常年的心理疾病：抑郁症。民警详细解释了抑郁症的发病原因、症状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徐朱平开始低声念叨徐豪平时症状，“不爱跟人交流、宅、不爱说话。”

　　从长航公安出来，二人没有多言，直接去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有那么一刻，林少卿也怀疑林飞阳有“受迫害妄想症”。不论是下机后怀疑有人跟踪、不愿出登机口，还是怀疑爸爸被人绑架，林飞阳的精神状态似乎都证明存在一些问题。

　　林少卿开始反思，自己对儿子了解得太少了。

　　他想起来，2015年暑假，林飞阳就有过一次失联。那次，他想让林飞阳帮助自己设计一个小程序，但是林飞阳想去深圳大学看看，“他向往名牌大学”，着急赶工的林少卿没有同意。

　　林飞阳表现出了不高兴，几天后，他突然失联两天。事后得知，那一次，林飞阳一个人从广州去了武昌，在武昌停留一晚，第二天回到了洛阳老家。

　　这次突然失踪两天，林少卿没有深究。他甚至没有问过，儿子去武昌干什么。

　　“他就是不喜欢待在那里了，但是又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不同意。”林少卿妻子谈起儿子那次失联事件时说。

　　林少卿觉得，他没有跟那个表面不爱说话的少年谈过心，是身为父亲最大的失职。

　　最后一次见林飞阳，是在林飞阳出国时，林少卿送他去广州白云机场。路上开车慢了点，他们差点儿没赶上飞机，因此没有来得及说话。

　　如今，林少卿有点后悔，“商人重利轻离别，我把离别看得太淡了。”

　　3月18日夜里，林少卿和另一位失踪大学生父亲在武汉聚头，两人相对无言，不停地叹气。那位父亲记得，林少卿后来开了口，像是和自己说话，又像在自言自语：“怎么跟父母说，说‘爸、妈，我把你们的孙子搞丢了？’”

　　说完，两个父亲在那辆寻子车里放声大哭。

　　新京报记者 孙瑞丽　实习生 李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