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2)

　　（上接B02版）

　　历史学者雷颐从军队报考大学文科，成绩高于重点分数线，但雷颐的父亲希望他放弃入学，补习下数理化，来年再考，上个理工科大学。总的来说，当年大多数考生填报学校和专业时，都比较随意，首选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们当时看来，只要能上学就好，上什么学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招考部门也和考生一样忙乱。1977年召开了两次招生会议，错过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当年10月，招生意见才通报到各省。高考已经11年没有进行过了，现在一恢复就是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无论是考前命题，还是对监考人员的培训，都极为紧急。如辽宁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组织了20多人的命题组，送到一个远离市区的宾馆里工作。直到这时，命题组的老师们才得知基本原则——考查范围不超过高二，以基础知识为主。20余天后，经过数十次审核和校对，辽宁省高考试卷才交付印刷。

　　在当时，印刷试卷的纸张需先向本省计划委员会申请，再由出版局调拨，但恢复高考时已届年尾，没有多余的纸可供使用，一些省份于是奉命征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即使是装试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时麻袋是防洪和战备的专用物资，如云南是省委亲自下令，才征用了2000多条麻袋。当时在江苏组织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说，“试卷印妥后如何包装，用什么袋子，装多少份，有什么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种说明等等，必须精心设计，现做实验、现写说明、现订货、现投产……”，一切都是从头来过。

　　考场实录

　　公平的回归改变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时隔十年，能重新走进高考考场，大多数人用行动表示了对此次机会的珍视。在北京监考的鲁崇英回忆，“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鲁崇英担心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如一名辽宁考生在数学试卷上写诗，控诉“四人帮”当政，自己失去学习机会：“寒冷考试场，心绪漫无边。犹念‘四害’滔天罪，坑杀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祸国谈何浅。罪当千剐难消恨，报国耻空拳。华主席英明，一举澄空间。江山绚丽花万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平普遍不高，还是在辽宁考场上，史地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语文试卷有一道题要求翻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种种，并不鲜见。

　　自古就有的考场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县发生了一场特大舞弊案，县委书记以下数十名干部涉案。县委书记马连宝共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通过“推荐”上了大学，他还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儿送进大学。马连宝先后找到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让他们“帮忙”。考点负责人给县委书记家“小四”换了三次考号，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她旁边；考试期间，马连宝派通信员以送药为名，给女儿传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县委常委也利用职权，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试卷。被查处后，马连宝说：“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公平确实回来了。

　　即便在考场上发挥良好，也不意味着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孙三代的政审，没有了充满黑幕的“推荐上学”，但“文革”十年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因一个文件、一次高考就改变。在高考政策的执行中，还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审的刁难。在教育部发布的《招生工作简报》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成绩很好的考生，或者因为父亲是国民党，或者由于母亲是“右派分子，与日特有联系”，而被县里扣押材料，无法录取。

　　王代文兄弟的经历更为荒诞，他们出身教师家庭，参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线后，有干部公开质疑：“这是什么政策，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上大学！”“他们家只能去一个！”这兄弟两人同母异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认为是“畏罪自杀”，他本人则“对现实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段时间新歌不多”，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裁缝铺里帮人裁过一两件衣服。于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考试，经过扩招，本科、大专总共招生27万人，录取率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同过去的“推荐制”相比，这次考生质量得到了保证，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数学考了100分；在广西录取14人，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选拔人才的功能终于开始恢复了，中国又了真正的大学生。

　　到1978年，高考制度确定下来，但还是很特殊。制定复习大纲必须照顾当时考生的实际水平，负责物理编写的老师担心，“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大纲最大限度地兼顾了考生的特殊性，如历史考题以中国史和近现代史为主，外语考题要求在初三水平。参加这一年高考的人数，超过了1977年，达到621多万，直到2003年这一纪录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当初从学校走出后，走进工厂，下到乡间的年轻人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重回校园，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因这次高考而改变。但是，当我们注意到5%左右的录取率，也会知道，真正因为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高考的意义，更多地还是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国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

　　□杨津涛

　　参考资料：杨学为《高考文献》（上下）、教育部考试中心编《难忘1977》、陈建功等《我的1977》、李均《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高田钦《“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高军峰等《新中国高考史》、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辽宁档案馆《风物辽宁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