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1)

　　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大变。1952年-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文革”爆发后，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十一年的历届中学生，才又一起走进考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老少少”，“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的毕业生，很多超过30岁，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场竞技的在校高中生，还不到20岁。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

　　废除高考

　　“无产阶级化”的大学只有工农兵才能上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大肆批判，高考制度随即被废止。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估计”——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教师“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既如此，大学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就要尽可能多地招收工农兵学员。

　　清华、北大、北航等7所大学1971年试招工农兵学员8916名，从阶级出身看，来自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者，占到总数的99.8%。1972年大多数高校都开始实行“推荐制”，当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学历者仅20%，初中毕业者占60%，还有20%新生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为让新生具备听课能力，高校不得不增设半年的文化补习班。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们，都有参加推荐被刷下来的经历。首先，政审关不好过，“黑五类”出身的青年，表现再好，都是没有机会的。作家陈建功高中毕业后到煤矿做工，1973年得到师傅们一致推荐，加之又发表过歌颂“工农兵上大学”的诗歌，以为稳操胜券。谁知道因为父亲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动言论”，陈建功还是被挡在大学门外。

　　更重要的是，所谓“推荐”，并无实际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学成为干部子女的一项特权，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恢复高考

　　1977，“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977年6月，“文革”结束已经半年多了，但中央对高等教育改革尚无指示。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荐上学”，又不敢否定“两个估计”，于是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工农兵学员之外，允许成绩突出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同时，将上大学的文化门槛，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后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上述规定无疑是可贵的，但这样局部的改进显然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要恢复高考，必须中央直接推动了。

　　太原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复出，要求“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谈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希望恢复全国统一招考，“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吴文俊、邹承鲁等与会学者纷纷对查全性的发言表示同意。

　　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回忆，邓小平在查全性发言后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最后，他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于是在太原会议后，197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找刘西尧等谈话，要他们推翻陈见：“‘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你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在很多回忆中，当事人都特别提及邓小平对政审的简化，“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避免考生因家中亲属的“历史问题”被牵连。

　　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20-25岁；“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在30岁以下，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为了最大程度招纳人才，还特别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具体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由于“文革”期间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中小学教育有名无实，各省教育水平差别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

　　备战高考

　　从头来过，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很多回忆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形容当时的心情。知青们有机会上大学了，但要复习，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资料。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在山里插队的刘延民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喂三次大猪、六遍小猪，还要准备饲料、砌猪圈、垫猪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余复习。参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辉在一个山村中学当老师，要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备好课后，才有时间复习下要考的内容。他回忆，“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背记，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不得不通宵达旦。

　　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外语作为参考，不计在总分。为能获得这些科目的资料，考生们各显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学教材，有人得到城里亲戚寄来的油印材料，还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种习题。材料都是有多少复习多少，现在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文泱回忆，他姑姑从上海寄来好几册《几何》《代数》，有了丰富的数学材料；弟弟在一个中学任教，帮他找历史老师要了十几页有关中国史的填空题；世界史资料用的是他爸爸单位发的周一良、吴于瑾《世界历史》；地理内容不多，只有一些传抄的材料。

　　复习之余，考生们还要想报专业的事。“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文科”心有余悸，倾向于学理工科、技术类的科目。后来从事党史研究的薛庆超曾说，“在七七级大学生中，凡是报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报考理工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把握，才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当属实情。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