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欧洲墓葬 信与爱的学校 死与生之密钥

　　“死生亦大矣”，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安顿死亡的方式却各有不同，从修建坟墓到葬礼习俗，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表达。这也意味着，不同文明背后蕴藏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死观念和精神图景。

　　吴功青和徐诗凌，这两位曾经在意大利求学的年轻学者，就试图从墓葬这个具体的切口入手，探寻早期欧洲基督教徒的生活处境和信仰传统。他们最初介入墓葬研究的契机，来自他们在北大哲学系的导师吴飞教授。吴飞教授近年一直从事礼学研究，十分关注中国的葬礼问题。他建议吴功青和徐诗凌利用留学余暇，考察西方葬礼，为理解中国的葬礼问题提供比较视角。《等待复活：早期欧洲墓葬概观》就是他们在实地考察、文献阅读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最终呈现的两篇学术小品文的结集。

　　2011年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留学的吴功青偶然间发现罗马城外有个非常重要的墓地。“游客川流不息，让人意想不到”，六年后，当他回忆起初见圣卡里斯托墓窖时的情景，仍觉得震撼——这座墓窖不仅规模大，占据近九十公顷的土地，而且不断向下延展，一层又一层，仿佛一座神秘的宫殿。“2世纪到3世纪的近两百年间，圣卡里斯托墓窖先后埋葬了大量殉道的教宗、主教、执事以及平信徒（据称有五十万之巨），成为基督徒心中圣洁的安息之地。”

　　吴功青意识到，作为旅游景观的圣卡里斯托墓窖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不光是个墓葬，还是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生动见证”。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斗争是吴功青一直关注的问题，“罗马人对基督教的敌视由来已久，从彼拉多受犹太人鼓动处死耶稣开始，到君士坦丁下令基督教合法化，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经历了长达三百年的受难与抗争”。圣卡里斯托墓窖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让吴功青决定选择它作为了解西方墓葬问题的入口。

　　徐诗凌考察的博洛尼亚墓葬，则对应基督教胜利之后的历史。具体来说是圣徒墓，在中世纪，它们被人挖掘、瞻仰和崇拜。这些圣徒墓的存在，使基督教文明从古代中世纪延伸至近代，并愈发昌盛。

　　《等待复活》中的墓葬问题，只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小切口，它所指向的乃是背后的历史和文明，是西方人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根本理解。

　　■ 对话

　　安顿死亡 罗马人对死的理解和中国人很像

　　新京报：这本书的主题很特别，甚至很“小众”。像你负责撰写的部分“神秘的地下宫殿——圣卡里斯托墓窖”，从罗马城外的一个墓窖入手，梳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对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书中哪些部分会更容易引起共鸣呢？

　　吴功青：不同人可能不一样。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想墓葬这个主题本身就会非常打动你。如果不是，我觉得你可能会通过墓葬这种形式，关心西方人对死亡的理解。毕竟，生死问题是中西文明都要面临的根本问题。虽然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基督教文明安顿死亡的方式和我们非常不同，但这种不同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能更自觉地、更认真地理解自己。

　　新京报：你在行文一开始，介绍圣卡里斯托墓窖之前，就引入罗马墓葬的背景，考察罗马人有关墓葬的律法和习俗，为什么特别强调罗马人呢？

　　吴功青：我在第一部分介绍罗马人的葬礼，一方面是想呈现一个历史的视角——罗马人的葬礼如何，基督教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为了与中国的传统形成一个比较。因为，我大体觉得，罗马人的葬礼跟中国的传统比较接近，虽然还不完全一样。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想借助基督徒的墓葬问题，呈现一个古今中西的比较视野？

　　吴功青：“死生亦大矣”，古今中外都是一样，都是在讲这个问题。通过研究基督教的葬礼，我们发现，中国的文明对于生死的理解和基督教的文明确实非常不一样，二者有非常实质性的区别。中国人讲死亡，但死后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确实的、可靠的东西。中国人的葬礼，更多的是去通过安顿死者来安顿生者，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葬礼的意义在于教化，在于安顿人心。

　　而基督教的墓葬和葬礼，主要的功能不在于此。他们对死后世界、彼岸世界的期待是非常实在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特别能够超越此生的局限。早期基督徒之所以被狮子吞咬、被火焚烧而不愿放弃信仰，从根本上都是因为对于死后世界的真实期待。

　　由此引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殉道的激情。我们常常会困惑，为什么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越残忍，他们反倒越不害怕？这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就像我在结语部分讲到的，对于基督徒，“罗马人要么对之不管不问，要么对之大加杀害，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陷入到了基督教自身的逻辑当中，为基督教的胜利添砖加瓦”。

　　“礼”后有“理” 习俗是道理的反映和表达

　　新京报：“走近墓窖”部分，除了对圣卡里斯托墓窖的构造极具方位感的述写之外，还对早期基督徒的墓葬习俗有较为细致的考察。

　　吴功青：之所以对圣卡里斯托墓窖的构造做一番细致的梳理，其实是单纯地希望以后中国人去罗马看这个墓地的时候，能用得上这本书。特别是文章第二部分，可以按照这个来，做一个参考。如果地窖里的铭文看不懂，可以对照我们的翻译来看。

　　至于习俗，在我看来它是用一种形式或者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来承载人们内心的观念。中国人对死亡的安顿有一套复杂的仪式，也就是葬礼。丧服怎么穿，葬礼上奏什么音乐，都是非常讲究的。你不能说我们内心里面有某种感情，你得用合适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让它得到驯化和升华，这个很重要。

　　基督教也是如此。它需要这些习俗的形式体现对死亡的理解。早期基督徒坚持土葬、祈祷、圣餐礼、裹尸布这些仪式，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才能维系基督教的观念，让人和上帝的关系找到连接的点。通过这些仪式，基督徒能够反复地确认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从而得到获救的信心。

　　新京报：但感觉在世俗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习俗只剩下形式本身。

　　吴功青：“礼”从外表看，确实是形式，但后面其实都有“理”的支撑。今天中国的很多习俗，为什么看着只剩形式，因为我们要么忘记了它们的道理。可同样不要忘记，这些礼开始出现时，都蕴含着相当深刻的道理。因此，我们今天谈论“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开启对这些“礼”背后“理”的思考，将它们重新挖掘出来。如果礼只是形式，那它就成了外在的强制规定；可当你把它背后的道理挖掘出来了，“礼”就鲜活了，就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为什么说基督教的圣餐礼能一直保持至今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看重阐发“礼”背后的这些道理，也就是基督教神学的那一部分。无论什么时候，基督徒都不会觉得圣餐礼只是吃面包喝红酒而已，而是真诚地相信，面包和酒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是他真实的生命。只要基督徒始终相信这个道理，圣餐礼就会始终被人推崇，从而起到维持教会和教化人心的重要功能。

　　反观中国文明，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对于家族的理解、对人和人关系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葬礼和婚礼的许多功能几乎已经完全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考察西方基督徒的墓葬，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新考察中国自己的礼学。我们的目标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中国，做一个礼学的复古主义者，而是借助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礼学的考察，为思考现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一个批判性的视角。眼下，无论是对西方文明的葬礼研究，还是对我们自己文明的葬礼研究都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完善。惟愿我们的这本小书“抛砖引玉”，能让更多的人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